纽约的节奏像它的地铁，轰隆着向前，不留喘息。简舒的日程表被各种项目填满——驻校艺术家的教学、个人系列的创作、与当地画廊的洽谈。她在暗房里度过无数个小时，看着影像在猩红灯光下逐渐清晰，就像她试图重新显影自己。

她搬进了威廉斯堡一间 loft，巨大的窗户正对着东河和曼哈顿的天际线。光线好的时候，她会坐在地板上，整理那些在布鲁克林街头、切尔西画廊、甚至地铁站里捕捉到的面孔。这些影像尖锐、直接，带着纽约特有的粗粝感，与她早期作品中那些柔光笼罩、充满私密感的肖像截然不同。

生活被具体的事物填满：和策展人讨论展览方案的争执，在 darkroom 里不小心打翻定影液的懊恼，深夜写作艺术家陈述时的咖啡因眩晕。她甚至开始学着在周末去附近的农夫市场，辨认那些奇形怪状的根茎蔬菜，尝试和摊主讨价还价。

首尔的一切，真的像一场梦了。

那场梦里有顶流的痴缠，有深夜街角的徘徊，有砸碎的相机和跪地的哀求，有雪茄吧里缭绕的试探与计算。它们被压缩、打包，贴上“过去”的标签，塞进了记忆仓库最不起眼的角落。偶尔，在极度疲惫的深夜，或是看到某个亚洲游客熟悉的侧影时，那标签会松动一下，泄露出一点模糊的光影和声音。

她甚至能以一种近乎旁观者的冷静，去审视那段梦境。

而权志龙……想起他，更像被电流猝不及防地刺一下。

可能是在某个派对，听到一首旋律激烈、带着愤怒碎拍的电音时，眼前会闪过他砸烂工作室设备时猩红的眼睛。可能是在下东区某家古着店，看到一件缀满金属链条的皮夹克，会记起他穿着类似衣服，像个委屈大型犬一样把头埋在她颈窝撒娇的温度。

她明白了，权志龙的爱，像一场盛大而危险的烟火。它照亮过她的夜空，却也差点将她灼伤。那场痴缠，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两个在各自轨道上失控的灵魂，一次剧烈的、结果必然是分离的碰撞。

而伦敦，她不敢想起。

在梁柏面前，“我爱你”三个字，根本就不够用。

她想，她是恨梁柏的，但又实在爱他。其实最后一次在首尔复合，简舒心里很苦，却说不出，她感到他们之间那根藕断丝连的线，在现实的寒风中，早已细得看不见，脆得一触即断。

关于梁柏，是另一种质地。那更像一种背景音，一种她生命底片的底色。

她不再去揣测他身在何方，是否已向现实俯首称臣。那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依然是她衡量这个世界美与真的唯一标尺。她的镜头之所以能捕捉到那些被常人忽略的、事物内部的哀恸与光辉，是因为他曾握着她的手，教会她如何去看。

在 MOMA 看到某幅抽象表现主义画作狂乱的笔触时，她下意识想的，是梁柏曾如何用指尖在她掌心描摹线条的走向，低声说：“你看，这里的力是向外爆发的，但内核是绝望的收敛。”

这种想起是尖锐的疼痛，一种悠远的、几乎被时间驯化的怅惘。

这些闪回短暂，突兀，带着一种失真的眩晕感。她总是迅速地将它们摁灭，用下一个会议、下一张待冲洗的底片、下一封需要回复的邮件来覆盖。她不允许自己沉溺。那个世界太炽热，太具有毁灭性，像一场过于浓烈的色彩爆炸，会污染她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黑白的、秩序井然的纽约生活。

她还是不能接受她的离开，她只是将这份不接受，酿成了一种私人的、永恒的疾病。病症是，在每一个看似平静的日常之下，在每一次快门按下的瞬间，在她独自穿越纽约汹涌人潮的时刻，她都在心里，为他保留着一个绝对完整、无人可以触及的位置。

她开始收到一些来自韩国的邮件，关于她旧作版权的询问，或是某个艺术奖项的提名通知。她公事公办地处理，言辞简洁，不带多余情感。李贤俊的名字偶尔出现在某些抄送列表里，她掠过，不作停留。

有一次，一个韩裔学生兴奋地告诉她，GD 在最新的采访里提到，他下一张专辑的风格会有很大转变，似乎在尝试更内省、更…疼痛的东西。学生好奇地问：“老师，您在首尔时见过他吗？他私下是什么样的人？”

简舒正在给一组刚扫描的数字文件调色，眼睛没有离开屏幕，手指在数位板上平稳移动。

“不太熟。”她回答，语气平淡得像在描述天气。

学生有些失望地走开了。

更内省。更疼痛。

这几个字像细小的石子，投入她以为早已波澜不惊的深潭。她几乎能想象出他说这话时的样子——或许是在某个深夜的录音室，穿着宽松的卫衣，帽檐压得很低，眼底有疲惫，但谈到音乐时，那份独属于他的、混合着孩子气与自信的光，不会熄灭。

他是在怎样的心境下，决定走向那样的风格？是终于厌倦了永无止境的喧嚣，还是……那段无疾而终的感情，终究还是在他生命里留下了些许划痕，让他不得不向内审视那些曾被忽略的痛感？

这个念头刚一冒头，就被她强行按了下去。

与她无关。

简舒对着屏幕上那张过度曝光、线条扭曲的曼哈顿大桥照片，微微失神了几秒。然后，她移动光标，将对比度拉到最高，直到那些钢筋缆索呈现出一种近乎残酷的、黑白分明的锐利。

她很好。

纽约的显影液，正将她生命中新的一卷底片，清晰地、冷静地、不容置疑地，显现出来。而那些来自旧梦的幽灵，偶尔造访，却已无法在相纸上留下真正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