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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黄马皮笔记本

我把破车开回了家，回到监狱继续上班的时候早已乖乖的洗掉那身流浪者似的气质——我洗干净并收好了被叠满各种颜料的画板，脱下身上这些沾了灰尘和泥土，因为只能用沿途小河的清水配着廉价肥皂手洗，在车顶晾晒而显得有些发皱的衣服。

换回狱警制服，重新扎上领带的那一刻，我恍惚间甚至以为自己是个从属于我的森林又爬回文明世界的猴子。这种感觉在持续到咬下邻居大婶前来庆祝我回归，一早送来的还冒着热气儿的热狗时瞬间决堤，我几乎是一边流泪一边大口咬着热狗，那副阵势直接把大婶吓的差点拨通诺顿的电话，帮我再请两天假。

但事实上，直到女人略显惊慌和震惊的表情模糊的出现在我眼前，我才意识到自己哭了。

“不哭了孩子……不哭了。”身材微胖，梳着一头温柔的金色卷发的阿姨手足无措的轻轻拍着我的后背，就像妈妈哄孩子一样细碎呢喃着劝慰，“要是不想上班就不去了，孩子，你这年纪明明应该去上学——我儿子也像你这样大，天天除了学习就是吃吃喝喝，追着同校的女孩儿乱跑——我记得你妈妈说过你小时候成绩很好的，是不是？”

我被她这番话劝的差点在泪眼模糊时笑出来。

“不用了，艾娜婶婶。”我三口两口咽下剩下的小半个热狗，抽出一张纸擦擦眼前蒙蒙的浓雾，清了清嗓子回复说：“我只是……有点儿想家。”

想自己的国家，想以前的家，想这个家，也想安迪。

我游走在四方之地，哪里都不能算得上‘家’，但我又确确实实的每一刻都在疯狂的思念，尤其是在一切貌似尘埃落定之时，思念的火焰总会在不自觉时越烧越烈，直至燎原。

1949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上班，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心怀期待，精神饱满的去工作，也是一年多来我带东西来监狱最多的一次。艾娜婶婶在看到我搬了多少东西出来后好心的借了我铁灰色的手推车，于是就连这架老手推车也被塞的满满的，老胶皮轮压在地上，钢铁因为缺乏润滑积压间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一路响进办公室。

几乎所有在路上遇到我的同事都会相当之惊喜的跑过来和我打招呼，再一路跟着我进办公室等着分礼物，这个场景不可谓不壮观——半个监狱的狱警（另外一半在轮班）都跟在一个削瘦单薄的狱警身后，乌泱泱的像是一整群停在电线上的麻雀。大家一边嬉笑聊天一边浩浩荡荡的涌进办公室，而此时正值夏末秋初，屋子里瞬间就被这些年轻气盛的小伙子身上的热气熏暖，热的人可以直接脱下衣服蒸桑拿。

理查·高亚本来就在办公室里，看见我进来，立刻把椅子先往这边拽了拽，“看啊——是谁回来了——”

我把手推车推到他身边，这辆老手推车总算是不负众望的一路吱吱呀呀的到达了目的地，随着一声“吱”，我感觉我和手推车一起松了口气。

“去超市购物，满载而归的莱斯利奶奶回来了！”我瘫在软皮椅子里，摘下帽子，长出了一口气，顺着理查的话叫嚷。

“那么莱斯利奶奶，鉴于我之前曾经多次帮你织的总结报告牌毛衣打毛线，”理查忍着想要笑的冲动，憋的整张脸都像一副扭曲的画像一样凑过来，“第一份礼物是不是我的？”

“当然，但别想让我再活动我的老胳膊老腿，”我抄起帽子当扇子，一边试图摄取一些微弱的风来解暑，一边擦着从鬓角淌下来的汗说，“最上面那个红色系金带子的盒子属于你，侧边有你名字的简写——每个人的都有礼物，兄弟们，盒子侧面写了名字，今天吃自助餐！”

屋子里响起一片欢呼，理查第一个冲到了手推车前，眼疾手快的捞起那个系着金色绸带的红色纸盒子，往后一步又跌回椅子，“让我看看莱斯利奶奶买了什么回来！”

是一盒新的吉普赛纸牌，我在心里说。

送礼是门相当深奥的学问，关于如何用最少的价格买来最令人满意的礼物，我受经济所困而深谙此道多年。这一车看上去多得要命的礼物总计没有超过八十美元，甚至其中有百分之九十都是美国本土所产，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收到礼物的人都不会在意你是从哪儿给他带来的礼物，只要这样东西足够合他心意，就算是从对方公寓楼下超市里现买的也无妨。

当然，给我的领导上司送礼则是另一番情况，尤其是诺顿和哈德利。相比于合心意，他们只在乎东西昂贵与否，仿佛只要我花的钱够多，就是足够的敬重他，就是他们的乖乖属下。

可我乖吗？我当然不乖。

诺顿和哈德利收到的礼物一个是青花瓷杯子一个是青花瓷烟嘴，都是在沿街当铺里购买的，价格折合过来总计不超过十美元[1]。托这个年代能出现在美国的青花瓷都是精品中的精品，又常搞饥饿营销的福，这些在我眼中稍有粗拙的物品足够使两人满意，并认为我确确实实的将他们放在了心上。

这些礼物都不是什么难事，在一早送完一圈儿人，重新换好衣服走上岗位之后，我跟着哈德利等值班狱警再一次走入铁门。

杨勒的淡蓝色棉纶衬衫袖口别着我送给他的镀金星条旗袖扣，他走到一边，按下监狱牢房的供电按钮。

“嗞——”随着电击似的电力供应声，牢房上空冰冷的雪白大灯在飞快且短暂的几下闪烁后几乎同时亮起，将整个监狱照的近乎无影。这样的光照让监狱里传出几声响亮的怒骂，诅咒，起床的铁床吱呀声和咳出宿痰的声音此起彼伏。

哈德利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早晨，他掐着表，面无表情的等着十分钟的梳洗时间过去。大约是心境有所不同，我竟觉得这样的哈德利略有滑稽，于是只能紧抿着嘴唇将那点儿笑意忍下去，顺便把偷藏在制服里用透明厚塑料袋包好的本子细微的调整了一下位置。

我在这场说短不短说长不长的‘自驾游’中几乎横扫了今年报纸上的经济类新闻，并将我认为比较关键的地方用途径汽车旅馆的剪刀依次剪下，粘贴进一本黄马皮笔记本里。我想安迪或许不会欣赏一块玉石，因此这本笔记本差不多花光了我口袋里的最后几张华盛顿和杰斐逊[2]，上面写的不是绵绵情话，而是：九月份法郎对美元贬值38.75%、富士银行作为外汇指定银行开始兼营国外业务、8月时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部的建议，国际经济学会成立……。

实话实说，这些东西于我而言几乎就是狗屁不通，但我想安迪可能会需要他们，或者说，安迪必须知道关于外界的信息。

我在我的时代曾经见过一位犯人，传说是在年轻的时候因为一时糊涂而被判入狱。进去时的他应该没比我大上多少，因为脑筋非常灵活曾一度是村里的希望。但在三十年后，世界斗转星移，而他白发苍苍，举目无亲，在他最熟悉的城镇里，因为餐饮店员工的一句扫码点单而捏着几张纸币，无措的像个三四岁的，在公共场合因为尿了裤子而被家人斥责的孩子。

这个时代变化的实在太快了，三五年的与世隔绝就可以令一个人在回返家乡时找不到东南西北。我不知道安迪会被关上几年，但我知道以他的表现，出狱只是时间问题。

我不希望有一天，当我的鸟儿终于得以飞出这间铁牢笼的时候，会因为迷失方向而一头撞在树上。我希望他能重返他最熟悉的，最如鱼得水的领域，骄傲的抬起头来，继续叱咤风云。

虽然没有文化的莱斯利·霍尔狱警先生是真的无法理解，这些被他剪下来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虽然我只是想送给他的东西实在太多，而一时不知道到底该先给他什么……当然，更有可能是我害怕他无法理解中国文化，嫌弃那一块玉石寒酸。

十分钟的时间转瞬即逝，哈德利按下表，朝站在开关边上的杨勒扬了扬下巴，杨勒立刻像是得到了主人命令的狗一样转身按下牢门开关。

“嗞——咯噔。”牢门沉重开启的声音打断了我脑中漫无目的的随想，我略微扬了扬脑袋，在警帽漆黑的帽檐边缘以余光悄悄望向那个我所熟悉的牢门的方向。

安迪·杜弗兰从监狱里缓缓走出来，他似乎是刚洗过脸，一点儿水迹顺着发丝和脸颊流淌过脖颈，将浅色半袖贴身t恤的领口位置洇成深绿。逆着光，我没法清楚的看清他的神态，但我能看到他在短暂的目视前方后略微低头，望向了狱警队伍。

我不知道他在找谁，但我们在那一刻准确无误的对上了视线。

十美元[1]：

1950年美元和人民币汇率是1:2.3左右。

1949年美国一项国会调查将贫困线定在2000美元（资料出自剑桥美国经济史），但在那个年代美元的购买力很高。

同理，在中国的1950年，20元的购买力（非旧币）也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