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醒的时候，天还没亮。

徐维桢睁开眼，看到的是水晶吊灯在黑暗中模糊的轮廓。他躺在地板上，后脑勺枕着沙发底座，脖颈僵得像是被人拧过一把。客厅的窗帘没有拉，落地窗外是城市尚未苏醒的样子，几盏孤零零的灯光像溺水者最后伸出的手指。

他撑着地板坐起来，手肘碰到一个冰凉的东西。是那只水晶杯，杯底还剩一层暗红色的酒渍，在微光里看起来像是干涸的血。他盯着那层酒渍看了几秒，然后站起来，把杯子拿到厨房冲洗。水流冲刷杯壁，红色打着旋儿消失在排水口。他把杯子倒扣在杯架上，动作很轻，像是在避免发出任何声响。

镜子里的人面色灰败，眼睑浮肿，衬衫皱得像一团被揉过的草稿纸。他解开纽扣，把衬衫脱下来扔进洗衣篮，打开淋浴。热水浇在皮肤上，蒸汽弥漫开来，镜面被水雾蒙住，他的脸消失在一片白茫茫后面。

闭着眼站在花洒下，水从头顶浇下来，顺着鼻梁两侧往下淌。在这样的时刻，脑子反而最清醒，热水让身体的疲惫浮上来，把那些缠成一团的思绪泡软了，可以一根一根地拆解。

程观澜说，负责安凝素那个环节的研究员去年出国进修了。

徐维桢睁开眼，水珠挂在睫毛上，视野里的浴室瓷砖变成了模糊的马赛克。他抹了一把脸，把这句话从记忆里调出来，像从档案柜里抽出一份卷宗，放在桌上，一页一页地翻。

一个“出国进修”的研究员意味着什么？在这行里，“出国进修”可以是事实，可以是借口，也可以是交易。

程观澜把这个人推出来，无非是三种可能：

第一，这个人确实存在，确实经手了那些“文件管理”的问题，现在确实不在国内，这是最干净的说法，因为死无对证；

第二，这个人存在，但问题是整个科室甚至更高层级的集体行为，推一个人出来是为了切割；

第三，这个人根本不存在，或者存在但与此事无关，推出来是为了给徐维桢一个“交代”，让他不要再往下查。

不管是哪一种，程观澜都在向他传递同一个信号：查到这里就够了。再往下，就是仁和不愿意让人碰的地方。

徐维桢关掉水，拿毛巾擦干身体，换上一件干净的白衬衫，站在衣帽间的镜子前慢条斯理地系扣子。

程观澜以为他是来查案的。这个念头冒出来的瞬间，他忽然觉得有些好笑。

他从来不是来查案的，他不是法官，不是检察官，不是纪检委，他是仁和花钱请的律师。他的工作不是找出真相，是帮客户把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程观澜愿意把那个出国进修的研究员交出来，是把他当成了对手，需要用一个人头来堵他的嘴。

但他需要的不是人头，那个研究员出不出国、在哪国、还回不回来，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关心的是：如果未来有一天，有人在法庭上或在舆论场上把安凝素的“文件管理问题”捅出来，仁和手里有没有一张能挡得住对方的牌？

这张牌可以是“当事人已出国、无法核实”，可以是“相关文件已按规范归档”，可以是“仁和已主动进行内部整改”，但所有这些说法，都需要一个前提：仁和必须在对方出牌之前，自己先把牌理好。

程观澜把他当外人防着，是这位院士自己的事，他懒得纠结。此路不通还有别的路可走，安凝素最大的问题到底在哪里，仁和的牌到底能不能经住拷打，他都必须要先那个姓陆的一步搞清楚。

他系好最后一颗纽扣，走到书房，打开电脑。屏幕上还停留着昨晚没看完的邮件，陆成的补充报告，张源潮让人送来的那份厚厚一沓。

他快速浏览了一遍，陆成代理过的案子，有一个共同特点：每一次舆论发酵，都恰好卡在关键节点之前。立案之前、开庭之前、判决之前，这些时间点选得极其精准，精准到不像是运气，更像是有人提前拿到了日程表。

徐维桢靠在椅背上，看着屏幕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案例摘要。他不是在怀疑陆成，他是在想一个问题：如果陆成背后有人，那个人会是谁？

这个念头他只让它停留了几秒，然后就把它放到了一边。不是不需要追究，是现在追究也没用。他没有证据，只有直觉。而直觉在这行里，是最不值得探究的东西。

他关掉陆成的报告，打开另一份文件，是谢屹让秘书转来的那份“家属信息汇总”。这是维衡内部的资源，列出了仁和医疗近年来所有涉及纠纷的患者家属信息，包括姓名、联系方式、家庭住址、经济状况、性格评估，甚至包括“是否已与媒体接触”这样的备注。

这份名单，是维衡花了多年时间一张一张名片、一次一次谈话攒下来的。在法律圈子里，客户资产是比任何法律条文都更有价值的东西。

他逐行看下去，手指在触控板上缓慢滑动。前面几十个名字他都没停留太久，直到看到最后几页。

“林童，男，12岁，G市某小学六年级学生。家属：祖母林秀兰，68岁，退休，住址不详。经济状况：中等。目前状态：家属已委托外部律师（陆成），情绪稳定但态度强硬。备注：该家属曾多次拒绝维衡的调解建议，坚持要一个说法。建议：暂不主动接触，观察后续动向。”

“暂不主动接触，观察后续动向”，这是张源潮的手笔。他处理这种事情的方式永远是“等”，等对方闹累了，等舆情自己平息，等事情冷下来再谈。

在十年前，这种策略确实管用，因为那时候没有社交媒体，没有热搜，没有人在网上给你立纪念碑。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等”，等来的不是冷却，是爆炸。

他关掉文件，拿起手机，翻到一个名字。

方远。这是他大学时的室友，方远毕业后考了G市的公务员，先是在区里，后来调到了市卫健委，现在在政策法规处，级别不高，但位置好，他能看到仁和最不想让人看到的那些文件，比如DRG付费的年度考核结果、医保基金的飞行检查报告、医疗质量安全事件的内部通报。

他和方远这些年联系不多，偶尔在朋友圈点个赞，逢年过节发个祝福。但这就是这种关系的用处，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的时候，那佛脚至少还认得你。

他点开方远的微信，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打了又删，反复几次。不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是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他需要一个由头，一个自然而不会被对方警觉的由头。

他想到了柴科长。

上次茶馆见面之后，柴科长那条线算是搭上了。柴科长说“以后有专业上的事，多交流”。这句话在官场上有一百种解读方式，但最朴素的那一种就是：你可以来找我，只要你能给我带来价值。

什么价值？柴科长想要什么？

答案其实已经在那天的谈话里了。柴科长想往上走。他在药监局卡在科长位置上有段时间了，需要一个突破口。仁和医疗是G省医疗系统的龙头，如果能在仁和的监管上做出成绩，那就是他最好的政绩。但仁和树大根深，他一个人撬不动，需要有人在内部帮他递刀子。

而徐维桢，就是那个可以帮他递刀子的人，同时也有机会利用他们的斗争在查找安凝素的问题上更进一步。

先给柴科长发消息。措辞客气，不卑不亢：“上次聊得很有启发，有几个技术问题想请教，不知您何时方便？”

再给大学室友方远发消息：“老方，好久不见，这周有空吃个饭？”

方远在卫健委政策法规处，位置不大，但能看到仁和最不想让人看的文件。

手机很快震了。柴科长秘书回话：要不就今天中午，老地方。方远回：不错嘛哥们，终于想起你爸爸了，周五中午，你来定。

两条线都搭上了。他放下手机，去厨房倒水。水是凉的，带着活性炭的淡味。靠在吧台边慢慢喝，目光落在窗外。G市的天亮得黏黏糊糊，光一点一点渗进来，像墨滴在宣纸上洇开。

手机又震。这次是张源潮。

“徐par，仁和家属那边的代理律师刚来电话，要求见面，是和医调委一起组织的。”张源潮的声音闷闷的，像是在嚼一块没煮烂的肉。

徐维桢握着水杯的手顿了一下。陆成？这么快就要上桌了？

“什么时候？”

“明天下午。对方说越快越好。”

“答应他。具体的时间地点定了告诉我，我也去一趟。”

“行。”

挂了电话，他放下水杯。陆成主动约见，说明他不想只躲在键盘后面，也好，当面过招，比隔着屏幕猜心思省力。

他走进衣帽间，挑了一件深灰色西装。换上，系好领带，把一对银色袖扣别上。头发吹过，脸上看不出宿醉的痕迹。镜子里的人恢复了那副滴水不漏的体面。

拿了车钥匙，出门。电梯下行，鞋跟敲在瓷砖上，声音空空地响。

走到地库，拉开黑色轿车的门，坐下，发动引擎。阳光从两栋楼之间的缝隙里打在前挡风玻璃上，刺得他眯了一下眼。他放下遮光板，单手打方向盘，汇入车流。

茶馆在一条背街的巷子里，路有点难走，徐维桢换了条路。这条路上爬山虎爬满了墙，叶子被秋风吹红了边。他到的时候比约定早十分钟。还是上次的包间，方桌，藤椅，仿古山水画。服务员问喝什么，他要了盏铁观音。

茶送上来，柴科长正好推门进来。深蓝色夹克，没穿正装，比上次松弛些，但眉宇间那股审慎的分寸感还在。

“说吧，什么事？”柴科长端起杯子，吹了吹浮沫。

徐维桢也不绕弯子：“关于安凝素这类创新药，在DRG付费背景下，如果临床使用中存在一些‘非标准’情况，监管层面怎么看？”他说得平，像在陈述学术问题。但非标准三个字咬得稍重了些。

柴科长端着杯子的手顿了一下。很短，短到如果不是一直盯着看，根本不会注意到。

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个薄信封，推到柴科长面前。

“一些公开资料。您先看看。”

信封里两页纸。一页是安凝素备案适应症与几份病历使用适应症的对比，差异不大，但每一项旁边都标注了一行小字——“备案文件中未明确列明，未列入禁忌项。”措辞极为谨慎。第二页是国内几起同类药物超适应症使用的典型案例摘要，舆情发酵程度评估。

柴科长看完，把纸叠好放回信封，手指压在上面。“你这些东西，从哪来的？”

“公开渠道。”不算撒谎。病历是仁和给的，备案文件是官网公开的，案例是自己整理的。只是散落在不同地方，他把它们拼在了一起。

柴科长沉默了几秒。再开口时，语气变了，不再是官场上的客气，而是一种近乎坦诚的低沉：“你在红圈所待过，应该知道规矩。有些东西可以知道，不可以说。有些可以说，不可以写。你今天写出来带到这里，你想做什么？”

徐维桢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铁观音凉了，涩味更重。“我不想做什么。”放下杯子，“只是觉得，有些问题早一点有人问，比晚一点被逼着问要好。”

柴科长看了他几秒，把手从信封上收回来，拿手帕擦了擦嘴角。“你们这些律师还是会想。今年法考是什么时候来着？”

徐维桢心里一动。这是在提醒他：你身上还贴着王副厅长的标签。

“快了，下个月，时间我一直记着呢。”

柴科长点了点头。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半扇窗户。巷子里的空气涌进来，爬山虎晒过的味道，远处炒菜的油烟气。

“你说的那个‘有人’，”他背对着徐维桢，“如果要问那些问题，他需要一个理由。你帮他准备好了吗？”

徐维桢也站起来，走到他旁边。两个人并排站着，看巷子里的人和车。一个穿校服的学生骑着自行车经过，车筐里的豆浆颠得快要洒出来。

“DRG付费改革是今年的重心。基金监管压力大，领导们都在找典型。”他说，语气平稳，像念一份已经起草好的文件，“如果能有一份关于创新药临床使用合规性的内部调研报告，既指出问题，也提出建议，放在哪里都有人愿意看。”

柴科长沉默了很久。久到那个骑自行车的学生已经消失在拐角，久到对面楼上炒菜声停了，换成电视新闻的播报声。

他转过身，走回桌边，拿起那个信封，折了一道，放进夹克内袋。

“我先拿回去看看。”语气恢复了不紧不慢的调子，“你说得对，有些问题早一点有人问，比晚一点被逼着问要好。”

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下午还有个会。先走了。”

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上，没回头，说了一句：“王厅那孩子的事，你上点心。”

门开又关上。

包间里只剩徐维桢一个人。他把壶里剩下的茶倒进杯子，一口一口喝完。凉透的铁观音涩得舌根发麻。

回到律所，秘书告诉他张源潮在办公室等。

推开那扇门，张源潮坐在转椅上，手里拿着手机，看见他进来，把手机往桌上一扣。

“徐par，约好了。明天下午三点，在所里小会议室。”

“对方谁过来？”徐维桢坐下来，随口问。他已经准备好听到“陆成”两个字。

张源潮翻了翻记事本，念出一个名字。

徐维桢正伸手去够桌上的水杯，突然间像有人在他脊椎里猛然来了一棍，从尾骨一路推到后脑勺，整个人僵在那里，他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又一下，那根棍子正在胸腔里敲一口很重的钟，钟声闷在骨头里。

“要我说这个姓沈的也是个没脑子的，家属那边压根……”

张源潮喋喋不休地埋怨着，婆婆妈妈的语调里窗外的光开始猛然退却，退得很快，像有什么东西追着它咬。影子从桌角爬上墙壁，灰蒙蒙的一大片，把整间屋子往下压。徐维桢的手还伸在半空中，忘了收回来，像一截被人打断的句子，悬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结尾。

“知道了，我……我出去透透气。”

他忽然觉得冷，像有什么东西把他整个人从里面翻了出来，晾在风口上。他缩了一下，缩得很小，小到椅子都显得大了。然后他站起来，椅子往后一推，发出一声钝响，像叹气。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的影子比他先出去，样子有些难得的狼狈和踉跄，贴在走廊的白墙上，像一块烧焦的痕迹在无序地漂移。他走到一间休息室门前，手搭在门把上。门把是凉的，凉意从掌心渗进去，沿着手腕往上爬，爬到肘弯，不见了。

拧开门，走进去，帘子遮得严严实实。站在黑暗里，徐维桢的手慢慢从门把上滑下来，垂在身侧。

门外脚步声有些迟疑地踟蹰了一会儿，又慢慢走远了，室内重新陷入一片安静。

徐维桢想起自己的水杯还在那边，既没有被端起来，也没有喝到那口水，孤零零地搁在桌上，像一件被遗忘了的没有人认领的东西。他忽然觉得那杯水这辈子都不会再端起来了。

终于终于要站在对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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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