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其实不太想来律所。这个念头在沈行简走进大楼之前就已经转了好几圈，一颗被含在嘴里太久的口香糖，糖分早就化完了，只剩下一团黏糊糊的胶质粘在舌尖上。
但是解决完周至诚的事情那天，沈行简趁着心情不错写好的调解意见稿，偏偏是明天最用得上的东西。不同版本的措辞她比对了三次，最后选了其中一版打印出来，剩下的两版夹在一个蓝色文件夹里，文件夹放在抽屉最里面。
如果不来拿，就得凭记忆重新写那两版被否掉的方案，而她的记忆从来不是那种可以完全信赖的东西，尤其在明天要在维衡面对东道主张源潮的情况下。
律所在老城区一栋旧写字楼的五层，没有电梯。沈行简爬上去的时候，楼梯间里的声控灯又坏了两层，她踩着手机屏幕的光往上走，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一下一下地弹回来，像有人在身后跟着。
整栋楼都安安静静的，隔壁那家会计事务所的门关着，上边贴了一张A4纸，写着“外出办事，下午三点回来”。她的律所大门锁着，她从包里摸出钥匙拧开，推门进去，一股闷了一整天的热气扑面而来，混着打印纸和旧地毯的味道。
她才几天不来，工位上又堆上一摞新的卷宗，压着一张不知道谁的餐饮发票。那本《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插在笔筒和台历之间，灰绿色的封面，书脊上的字已经被磨得看不太清了。她抽出来翻了一下，果然，第六章的空白处当年用铅笔写着一条关于鉴定程序的笔记，字迹小得像蚂蚁，但还能辨认。
她把书塞进包里，顺手把桌上那沓卷宗理了理，又把那张餐饮发票翻过来看了一眼，日期是三个月前的，不知道是谁放的，她把它夹进台历底座下面，想着下次再说，最后才把这些东西拨开，腾出地方拉开抽屉，取出蓝色文件夹后松了口气。
然后她举着手机的手电筒，又小心翼翼地下了楼，到了门口的时候，余光扫到窗外有一个人影，沈行简想着不会又是哪个同事才好，一边无精打采地推开门。
夜风正好灌进来，带着深秋特有的那种凉，不刺骨，但非常不适，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丝绸贴在皮肤上。风把周遭吹得哗哗作响，连带着手里的文件包和衣带都乱飞。
她整理好包带，抬头打量了一下那个人。深灰色的西装，肩膀的线条被路灯勾出一道瘦削的轮廓，站在那里不太像是要上来，也不太像是要下去，好像是在打电话。
晚风把门外那个人影的衣角也被掀了一下，沈行简看着那衣角，只觉有些眼熟，大脑比眼睛先认出来，眼睛还在确认，意识已经给了答案，心里猛地一惊。
真是见鬼了。
犹豫了一瞬，那个“当没看见直接走”的念头只存在了不到两秒就成了奢望，因为就在这时徐维桢已经朝这边走过来了，可能是听到了她的声响，或者正好转过身来。他的步子不快，皮鞋踩在风声上，在空荡荡的庭外里一下，又一下。
路灯从侧面打在他脸上，把一半照得发白，另一半沉在阴影里，两手垂在身侧，像一棵被种错了地方的树。
两个人隔着三四步的距离，风把地上的梧桐叶吹起来，沙沙地擦过水泥地面，又直直地、倦倦地从她眼前掉下去，掉在他和她之间的那道空隙里。
路灯的光是昏黄的，黄得有些旧了，像一张搁在抽屉里太久的信纸，边角都泛着褐。那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把他的影子也拉得很长，两个影子在地上挨着，像靠在一起，又像隔着一道看不见的缝。
她站在那里没动，脚底下有什么东西黏住了她，宛如胶水一般，时间在那一瞬间变得很稠，裹着她的脚踝，让她迈不出那一步。
“你好呀。”他先开的口，声音不大，被风吹得有些散。
徐维桢就站在那里，西装外套的扣子没有系，领带倒是打得整齐，但衬衫领口的第一个扣子解开了。
沈行简记得他以前从不这样，甚至上次在图书馆遇见他也不是这个样子。他一向是个会把扣子一直扣到最上面那颗的人，还常被同学笑话说大状不愧是大状，随时准备好出庭。
他的眉宇之间比上次见面时多了一道竖纹，不深，但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看得很清楚，像是一道被反复折叠过的纸痕。整个人看起来很疲惫，从一缸不太干净的温水里捞出来一般，沈行简揣测着，这样子应该是刚下班。
应该说点什么，沈行简嘴张了一下，又合上了。不是不知道说什么，是每一句准备好的话——这么巧、你好、又见面了——都太重了，重得拿不起来，像一捧水，握得越紧，漏得越快。她怕一开口，声音是哑的。
“徐律师。”
这三个字说出来的时候，她注意到自己的声音比她预想的要稳，不过她也注意到徐维桢听到这个称呼的时候眼皮跳了一下，像是有人在他眼睛里面轻轻拨了一根弦。
他在等她说别的什么，或者她自己也在等他说别的什么，但两个人同时沉默着，沈行简背后，办公楼里的声控灯熄灭了，只剩一盏路灯在两人之间，权当点缀。
“来办事？”沈行简问。她知道自己这句话问得很蠢，但比“你怎么在这里”要好一些，因为后者听起来像是在质问，而她并没有资格质问他任何事。
徐维桢点了点头，动作很短，短到几乎像是颈部的痉挛。他的右手插在裤袋里，左手垂在身侧，他的站姿没变，还是那样微微偏向左侧，重心放在左脚上，像是右边有什么不能完全信任的东西。
这个细节让她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很轻，像是有人在她胸腔里翻了一页纸，翻过去之后又觉得好像没有看清楚，但已经没有机会再翻回来了。
“你呢？”他问，声音比她记忆里的低了一点，也许不是真的低了，也许是以前她没有注意过。
“拿个东西。”她说，用下巴朝身后的律所示意了一下，然后觉得自己这个动作做得过于随便了，像是在跟一个认识了很多年的人说话，虽然他确实是她认识了很多年的人，但同时也是她已经很多年没有说过话的人。
这两件事同时成立的感觉很不好受，像是左脚踩在岸上，右脚踩在一条已经离岸的船上，身体正在被慢慢拉成一个劈叉的姿势。
徐维桢的目光从她脸上移到她身后的玻璃门，又移回来。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要说句什么，但最终没有说。
沈行简在那半秒钟里忽然很想知道他想说的是什么，但紧接着就告诉自己，不知道也没关系，不是所有欲言又止的话都值得被追问。
而她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明天去维衡坐上牌桌，这是重中之重。
风又卷起来了，这一缕从他们中间穿过去，带起她鬓角的碎发，也带起他大衣的下摆。一片梧桐叶被那缕风卷起来，打着旋儿，从她眼前飞到他的肩头，又滑下去，落在他脚边。
他的嘴唇动了一下。
她以为他要说什么，便站在那里等着。但他没有说，只是把嘴唇抿住了，抿成一条线，薄薄的，没什么血色的。她的眼眶忽然有点酸。
她想告诉他，她最近好累，跑窗口被人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她想告诉他，那家小律所的楼梯灯又坏了，她爬了五层楼，差点摔一跤；她想告诉他，她好想吃一碗热的面，加一个荷包蛋，上面撒点葱花。
她什么都没有说，她知道这些话不应该说给现在的他听。
徐维桢仍然迫切地看着她，眼睛里有一种她看不懂的东西。不是心疼，不是愧疚，不是爱，也不是不爱，只是空的，空得像那盏路灯下面那一小块没有人站的地方，光打在那里，白白的，亮亮的，什么都没有。
她想起G大的时候，他看她的眼神不是这样的。那时候他的眼睛里有光，有笑，有“你看，我又赢了”的少年意气，有“别怕，有我呢”的笃定。那种眼神她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了。她以为它还在，只是藏起来了。现在她知道，它不在了。它和那枚袖扣一样，掉在某个地方，没有人捡。
她该走了。再不走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先走了。”她说。声音比她想的小，小到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他点了一下头。那一下点头很轻，轻得像一片叶子落在地上，没有声音。
她从他身边走过去。公文包的皮蹭到他的衣袖，粗粝的触感和精纺羊毛摩擦了一下，发出一声极轻极短的窸窣。她没有停，她不敢停。她知道如果她停一下，她会忍不住看他，看了他就会走不动，走不动就会站在那里，站在那里就不知道要站到什么时候。她不想让他看到她在发抖。
走出去好几步，她听到身后有声音。很轻的，像是什么东西被放在了地上。她没有回头。她怕一回头，那个声音就碎了。那个声音碎了，她就什么都没有了。
她走出那条巷子，走到路口，路灯从昏黄变成了惨白，才把那只攥紧包带的手松开，掌心全是汗。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手心出汗，也不知道他站在那里多久了，更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站在那盏路灯下，穿着那件没有袖扣的衬衫，像一截被人打断后忘了接上的句子。
她停下来，靠着墙，把包抱在怀里，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鞋尖上有一点灰，不知道在哪里蹭的。她盯着那点灰看了很久，久到眼眶里的东西自己回去了，没有掉下来。
她不知道的是，在她转身的那一刻，他朝她的方向走了一步。只是一步。然后停住了。
那只从裤袋里抽出来的手，悬在半空中，掌心朝上，手指微微张着，像是想要抓住什么，一个她已经远去的背影，一句已经咽回去的话，一团已经散了的秋叶。他的手在那里停了几秒，然后慢慢放下，垂在身侧，像一片终于落定了的叶子。
直到钻进地铁站，沈行简的思维才逐渐回笼。站在地铁口，风吹得她头发贴在脸上。她伸手把它们拢到耳后，手指碰到耳垂冰凉，突然她想起来自己刚才没有问徐维桢那个问题：你在这里办什么事？
但紧接着她就意识到，即使问了，他大概也不会说，而她大概也不会相信他说的那个答案。
G市这么大，将近两千万人口，上千家律所，几百栋写字楼，一个人出现在另一个人的律所门口，如果不是刻意为之，那只能说明他们生活的圈子比想象的要小，而她的经验告诉她，这个圈子并没有小到那个程度。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他为什么要来？
这个问题在她脑子里转了一会儿，被她暂时搁到一边，像把一件暂时不穿的衣服搭在椅背上。她告诉自己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回答这个问题，而明天就要开调解会了，她没有时间去猜前男友的心思，尤其是这个前男友已经在她的生活里消失了那么多年，久到她几乎已经习惯了他的不存在，久到她在律协网站上搜过他的名字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她不愿意承认的秘密。
地铁到站，沈行简走向G市图书馆旁边的24小时自助书屋。雨丝又开始飘了，不密，落在脸上像是什么人在很远的地方用很细的喷壶洒水。一阵风裹着湿气扑过来，她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把包带往肩上拢了拢，快步走向那扇永远为夜归人留着的侧门。
G市图书馆的二十四小时阅览室在主楼东侧，入口不大，夹在一家已经关门的咖啡店和一面贴满讲座海报的公告栏之间。
刷身份证进去之后是一条窄走廊，走廊尽头豁然开朗，是一个大概两百平米的长方形房间，天花板很高，日光灯管一排排亮着，白色的光均匀地洒下来。桌椅是那种深色的实木，宽大、笨重、沉默，每一张桌面上都有一盏绿色的台灯，但真正的光源其实是头顶的灯管，台灯更像是一种装饰。
这个点还有不少人，但是都坐得零零散散。角落里坐着一个趴在桌上睡觉的学生，头埋在胳膊里，面前摊着一本打开的书，书页被压得翘起来，像一只翅膀受伤的鸟。
靠近门口的位置有两个女生对面坐着，耳机线从领口里钻出来，漏音有点严重，沈行简路过她俩的时候都听到一两段不一样的古风曲。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亮着，两个人的手指都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像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比赛。
更里面的位置，靠窗那一排，坐着一个中年男人，面前堆了一摞厚厚的建筑图纸，手里攥着一支铅笔，眉头紧皱，像是在跟图纸上的某条线较劲。
沈行简没有立刻进去，她站在门口扫了一圈，这是她的习惯，先看一眼整个房间的布局，找一个最舒服的位置。她不喜欢背对着门，也不喜欢坐在太亮的地方，最好是一个角落，但又不能太角落，因为太角落的桌子通常没有台灯。
她的目光扫到右边靠墙第三排的时候，停住了。
那里四周都空荡荡的，只坐着一个人，穿一件深灰色的薄毛衣，袖子卷到小臂，露出一截精瘦的手腕和一块银色表盘的手表。
面前的桌上摊着几份文件和一台银色的笔记本电脑，电脑旁边是一个透明的玻璃杯，杯里的水已经喝了大半，杯壁上凝着一圈细密的水珠，像一头密密麻麻的汗。
头发是深黑色的，比大多数男人的头发要长一些，但不是那种故意留长的长，而是那种忙到忘记去剪的长，额前有一缕碎发垂下来，被他时不时用手拨到一边。
他正低着头看一份文件，眉头微微皱着，但那道皱不是不耐烦的皱，是专注的、投入的、像是在和纸上的文字进行某种亲密的角力的皱。嘴唇很薄，抿着，嘴角有一个不明显的弧度，看起来像是在考虑什么事情，又像是在忍耐什么事情。
沈行简看着那副样子，心里忍不住叹了口气，出门真是没看黄历，这怎么又来了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