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笔摊被挨个查了一遍。南城、北城、东街——哪里都逃不过。我和其他的代笔先生一样，被叫去登了名，验了字。他们让我用五种不同的笔迹写同一行字，我写了。

六种。

查的人没看出什么。我的名字在表上排在第十四，旁边写："能仿二三人，非大能"。

他们漏查了一样东西——我的废纸。

代笔摊每天收摊前会烧一盆火。写了废的纸全扔进去。来查的人看不到火盆里的纸灰，看不到我在油灯下的那一张张底稿——那些是替他写给全京城各路人马的消息树。一根接一根，织成了一张替他兜住命的网。

这天傍晚，收摊后我没回家。绕了两条街，去了张伯府邸的后巷。

没有敲门。推了侧窗，踩着旧砖翻进去。小时候经常这样去他家看书——父亲走了以后张伯把书房敞给我，说想看什么自己拿。

书房的锁换了。我从窗台底下摸出旧钥匙——还在老地方。开了。

屋里墨味很重。桌上最显眼的位置是一沓旧信稿。我翻了前几封——都是张伯年轻时候的字，很秀气，翰林风格。再往下翻，字迹开始变。一封、两封、三封——几十封，全是一手漂亮的仿笔，各有各的字迹。能仿王羲之、柳公权、当朝几位大臣……最后是顾长钧。

那一页抽出的时候，我的手是稳的。但整个胸腔里头——像被人倒提着摔到地上。

和那封伪造军报一字不差。

纸是一样的纸。墨是一样的墨。连收笔的习惯都一模一样。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每一笔都像在画顾长钧的脸。

我把信稿放回原位。桌角还有一沓没有装函的信，上面第一封是写给我的——"阿萤亲启"。我没拆。

我环顾书房。父亲走后我在这里度过了整个少年时代——抄卷宗、临字帖、读翰林旧稿。张伯坐在我旁边批公文，偶尔抬头看我一眼，说"你这笔，越来越像你爹了"。

那时候不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现在知道了——他看着我写字看了十年，他知道这支笔会上瘾。一旦学会替人写字，就会一直写下去。

就像他自己。

墙上挂着一幅父亲的字——"伸天下未伸之冤"。落款是父亲的名字，但装裱的边框是张伯做的。裱得很好。他自己没写过一个字。把所有的墨都给了别人——给父亲、给政敌、给构陷的主子、最后给顾长钧。

"唐兄的字比我的好。"张伯的声音从身后响起来。

"来了？"

我回头。他站在书房门口，提着一盏纱灯，影子投在对面的墙，很长。鬓边全白了。前世好像没有这么白——也许是有的，不过那时我没注意到。

"先生深夜还不歇着。"我说。

"你深夜也不回家。"

纱灯放在桌上。他没问我在找什么，而是从桌底搬出一个木匣子，打开。里面全是信——比我刚才翻到的还要多。每封信函上都写着——"唐兄亲启"。

我父亲。

"二十年前我和你爹一起进的翰林。他比我写得好。但他只写一种字——自己的字。他说一支笔只写三个字：伸、冤、信。"

张伯坐下来。把信一封一封拿出来摆在桌上。没有拆开。

"后来他被带走，我给他写信。写了三年。每一封都没寄出去——为什么？寄到哪里？充军路上收不到。死在路上也收不到。"

他把最后一封摆上。"这是给他翻案的信。写好了。没递。"

"为什么。"

"因为那封信递上去，翰林里头一堆人得完蛋。包括我自己。"

灯花爆了一下。

"先生教我——一支笔只写三个字。先生的笔呢。"

"写不出来。"

他抬头看着我。灯影里的眼神比我想象的平静。

"我给所有人写过信。给同僚、给上司、给政敌。没有一个字是给我自己的。临老连你爹最后一封信都没回——我把回信写好了。就是没敢递。"

他把那封信从匣底捞出来。纸很旧了，信封印着翰林院的红戳，收信人——"唐兄"。

"你爹嘱我两件事：第一，替他写完伸冤状。第二，如果写不成，替他照顾你。"

"你做了第二件。"

"不够。第一件，我没做。"他把信推过来。"现在有人在做他当年没做完的事——翻案。但不是替你爹翻。是替一个叫顾长钧的人翻。"

"我——"

"是你。满京城能在一夜之间用四种身份写三封反制书信的人——除了你，还有谁？"他一顿，"你爹当年就做得到。"

"先生说错了。"我站起来。"我不是替我爹写——我是替他写。"

他沉默了一阵。然后把那支笔掏出来——和我的旧笔一模一样的紫檀狼毫，同一批料、同一匠人、同一日制成。

两杆笔在灯光下并排。

"这二十年我替人写过无数信，仿过无数笔迹。后来有了银子、进了内阁、有了人脉。但我唯一写过的一封'自己的'——是构陷信。"

他把那支笔放在桌上。

"这两杆笔都是你爹选的。他挑的时候说'同一个匠人做的笔，写出来的字一定很像'。对——很像。你爹写伸冤，我写构陷。同源同笔，一正一反。"

我望着他。前世那个撑了我半辈子的人。

"先生——为什么？"

"你爹翻不了的案，有人说能帮我翻。条件是用我的笔替他们做一件事。就一件。做了你爹就能翻，做不了整个翰林都会跟他一起沉。"

"他们让你做的——是写那封伪造信。"

"做了以后你爹的案没翻。他们用他的'死后不清白'要挟，让我接着替他们写别的构陷信。到去年为止——五十多封。最后那封是写顾长钧的。"

房间里只剩下灯花爆。

我拿起张伯那支笔。二十年了，笔杆被磨得发亮，笔尾也有一道裂——和父亲那支一模一样的磕痕。是不是同一个砚台沿上磕的？

"这两杆笔以后都归你。"他说。

"先生——"

"回吧。不早了。明天有人来拿你写的供状——你来抓我。"

他站起来。转身。脚步很慢。

"先生前几日给我的墨——"

"你爹以前惯用的那批松烟。"他顿了一下。"没毒。可以用。"

门关上了。我一个人在书房里坐了很久。

拿了两支笔。父亲的、张伯的。一模一样。一支用来给父亲写伸冤状，一支用来给人写构陷信。两个人都选了同一种笔——最后做的事，却截然不同。

我把张伯的信稿最上面那封拿走了——"阿萤亲启"。在出府的路上拆了。

信很短。六个字。

*"替先生写一封——写给父亲。"*

雪又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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