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逐渐适应了精神四科，对里面的病号全都认识了。

搬出重病房，我已经认识了四科所有的病号，期间还陆陆续续又进来几个新病号。

看着新进来的病号，被绑在床上的样子，我已经见怪不怪了，一转眼自己竟成了老病号。

这里都是精神病，同时大家也都是现役军人。

一开始，我还以自己是大学生的身份，觉得与他们不同，虽然大家都是军人，也都是精神病，但我好歹是大学生呢。

不过随着相处了解，我发现自己是井底之蛙，太肤浅了。

老病号陈泉，住四年了，陆军士官，看着五大三粗，他脾气不好，也不爱与人说话，有点暴力倾向。

一次无意间搭话，才知道他是北京外国语的学生，也是当兵入伍犯了病，然后来了这里，他已经待了四年。

四年啊，多么的恐怖，看着他粗犷的外形，那里像是大学生，说是精神病，人们更愿意相信，不过他的确是大学生，也是精神病，他的学校比我的可好多了 。

看着陈泉，我心里生出一丝恐惧害怕。

四年啊，他竟然待了四年，他怎样熬过来的，四年都待在这病房里，这不禁让我打一个寒噤，自己才来多长时间，两个月都把自己待够了，这往后还有漫长的日子啊。

我想和陈泉再交流，可他明显没有耐心，不愿意和我说话。

看着他不面善暴躁的样子，我识趣的离开，并没多搭话。

平常给大家理发的刘大哥，听病号说是名军医，还是博士，这令我吃了一惊，瞬间觉得自己大学生身份，在这里也不算啥。

其实自己本来就不算啥，自高自大，把自己看的很重，自己竟没有意识到这个缺点。

本质上，自己与讨厌的薛志健是同一类人。

讨厌别人，从某一方面来说就是在讨厌自己，那个人是另一个自己罢了。

还有一个病号常大哥，是舰艇学院里的英语老师，这令我吃了一惊，怎么精神四科卧虎藏龙。

科里的护士考试，英语不会就跑来问常大哥，正常人向一个精神病患者求教，真是感觉这个世界好荒谬，却似乎又很合理。

一开始，我和常大哥并不熟，我不怎么说话，整天愁眉苦脸的晃荡。

常大哥也不说话，在病区过道里来回走，一天他突然跑过来问我：“你是不是沈光祚。”

沈光祚是个死基佬，经常爱逗惹我玩，我很烦他，有次还扇了他一耳光。

不过沈光祚有个好处，活泼、不记仇，事后他仍旧没事人一样，死皮赖脸的逗惹人玩，或许平时和沈光祚说话多，常大哥就把我俩搞混了。

拧过头的我一愣，发现是常大哥，我不知他为何突然在众多病人里找到我，也不知他出于何种目的，可能精神病人的一些做法，令人摸不着头脑，没有缘由吧。

“我不是沈光祚，我是徐志坚。”

“徐志江？”

不知是我吐字不清，还是常大哥耳朵背，他竟然听错了。

我又一字一顿加重语气的说：“我叫，徐 志 坚。”

“哦，知道了，知道了，徐志坚，我叫常星星。”

问完，常大哥就走来，没多久常大哥又回来，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的联系方式，说出去了可以联系他。

我觉得常大哥莫名其妙，啥时候出去还说不定呢，再说我为啥要联系你呢。

不过我还是礼貌的接过了纸条，常大哥还让我给他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便把母亲的手机号码留给了他。

常大哥拿着我写给他的号码读了一遍，我微笑看着他。

“这是你母亲的电话。”常大哥说。

“嗯，对，给我母亲打电话肯定能联系到我。”

“哦，你看着很年轻，是大学生？”

“嗯” 我微笑着回复，并问到：“常大哥你呢。”

“哦，我是学校里的老师，犯病了，脑袋里有人给我说话，是个女孩，让我去公园找她，正在上课的我就跑了，到公园长凳等了一天，啥也没有，我回去上课，脑袋又有人给我说话，说是外星人，要带我离开，我又跑了，单位就把我送到这来了。”常大哥缓缓的说，像是在讲故事，末了问我一句：“你呢，也是精神分裂。”

“嗯。”

听了常星星的诉说，我眼睛放光，心情豁然开朗，像是找到知己好友般，终于有人懂我了。

我眼睛发光，兴奋的看着他，终于有人理解我了，也可以说我理解常大哥，知道他和我经历了相似的历程，我们都是被精神分裂捉弄的患者，都是不幸的人。

四科，三十多个病号。

海军、陆军、空军都有，籍贯也是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军人。

大部分是普通士官或义务兵，但也有好几个军官，闫大哥（中校）、蒋大哥（少校）、李大哥、张大哥，还有刚从军校毕业的小刘、小李，他们和我同岁。

他们也都是能听到一些莫名其妙，时有时无的声音，有被害妄想的症状，属于精神分裂。

看到这些我羡慕崇拜的军官干部，也会得这病，我心里瞬间感到一丝安慰，倒不是幸灾乐祸，自己绝不是那种人，只是在我陷入泥沼黑暗中，看到令我羡慕的他们也在这里，这使我找到了一个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和借口。

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完了，也叹息、扼腕父母白白养育了我二十多年。

这二十多年，他们要是养猪，养牛，估计也吃了不少肉，卖了不少钱吧，可惜他们辛苦养育一个儿子，竟然成了精神病，我无任何反哺报答之功，反成了他们的累赘，让他们辛苦大半辈子，白忙活一场啊。

可自从接触了精神病院这些军官后，他们像是黑暗里的烛光，让我慢慢拾起了对生活，生命的希望。

他们也都是知识分子，也都是因为压力大，或某些原因，出现了幻听幻视，和自己当初能听见莫名其妙的声音的经历非常相似。

他们接受治疗都能好，自己肯定也能好起来，毕竟自己才二十多岁，和他们三十、四十、五十多的军官比，我还很年轻，我不能对生活，对未来失去信心与希望，至少亲人还需要我，我也需要他（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