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云卿回到新加坡后的第一年，每天都在给沈筌发消息。

他换了一个新的手机号，可沈筌的号码他一直留着。他知道沈筌换了号码，可他还是每天发一条消息到那个已经停机的号码上，像在往一个没有收件人的信箱里投信。

“沈筌，我到新加坡了。新工作还不错，就是有点忙。”

“今天在克拉码头看到一个人，背影很像你。我追上去看了，不是。我在原地站了很久。”

“我妈问我为什么不开心，我说没有。她没有追问，但我知道她不信。”

“我学会拉花了。练了三个月，终于拉出了一片叶子。不是很好看，但至少能看出是叶子了。我想给你看，可我不知道你在哪里。”

“今天是你的生日。你还记得吗？你过生日的时候不喜欢吃蛋糕，喜欢吃我做的炒饭。我今天做了一份炒饭，放在桌上，看着它凉了，然后倒掉了。”

“沈筌，我好想你。”

每一条消息都像石子投进了大海，没有回响。

第二年，他发消息的频率降低了。不是因为他不想发了，而是因为他开始明白，沈筌是真的不会再出现了。

他开始把那些消息写在一个笔记本上，而不是发出去。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写几行，像写日记一样。笔记本的封面是蓝色的——波拉波拉的蓝色。

“今天是分开的第487天。我路过一家咖啡店，门口种着桂花树，和你店门口的那两棵很像。我走进去，点了一杯桂花乌龙拿铁。不好喝。茶和咖啡的比例不对，桂花糖浆太甜了。我喝了一半，放下了。”

“我妈给我介绍了一个女孩，说是她同事的女儿，在新加坡读博士。我去见了，人很好，很温柔，说话轻声细语的。我们聊了三个小时，可我心里一直在想，如果是你坐在这里，你会说什么。”

“我没有再和那个女孩联系。不是因为她不好，而是因为我不想骗她。我妈很生气，说我都二十七了还不着急。我没说话。”

“今天在公司加班到很晚，走出办公楼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我站在路边，看着太阳从东边升起来，忽然想起波拉波拉的日出。我们在那里看过一次日出，你还记得吗？你起得很早，做了两杯咖啡，端到露台上，叫醒我。我迷迷糊糊地喝了一口，烫到了舌头。你笑了，说我‘像个小孩子’。”

“沈筌，我什么时候才能不再想你呢？”

第三年，那个笔记本写满了。

言云卿把它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和那个白色的海胆壳放在一起。他又买了一本新的笔记本，封面还是蓝色的。

可他没有再写。

因为他忽然发现，他已经没有话可以说了。不是不想说，而是所有的思念都变成了一种习惯——像呼吸，像心跳，像每天早上醒来时睁开眼睛——你不需要把它写下来，因为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

他开始正常地生活。工作、健身、偶尔和朋友吃饭、周末回父母家陪母亲喝茶。他在公司里表现优异，接连升了两次职，三十岁那年成了区域总监，手下管着二十多个人。

他看起来很好。所有人都觉得他已经从那段感情中走出来了。

只有他自己知道，每天晚上关灯之后，他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脑子里还是会浮现出那双桃花眼——在波拉波拉的月光下像琥珀一样的桃花眼，在“枯桑”的灯光下像深水一样的桃花眼，在深夜的走廊里暗淡得像枯井一样的桃花眼。

那双眼睛，他忘不掉。

第三年的秋天，言云卿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电话号码显示是中国的，区号是020——广州。

他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他接了电话。

“您好，请问是言云卿先生吗？”对方是一个陌生的女声，普通话带着广式的口音。

“我是。”

“我这边是中国平安保险广州分公司的。请问您认识一位叫沈筌的先生吗？”

言云卿的手指收紧了，指节泛白。“认识。”

“沈筌先生在2019年购买了一份人身意外保险，受益人是您。我们刚刚收到相关的理赔申请，需要和您核实一些信息——”

“等等，”言云卿打断了她，“你说什么？理赔申请？什么理赔？”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言先生，您还不知道吗？”那个女声变得小心翼翼，“沈筌先生在一个月前于埃塞俄比亚去世了。事故报告上写的是——在前往咖特产区勘察咖啡豆的途中，遭遇了山体滑坡。”

言云卿觉得整个世界在那一瞬间停止了转动。

他坐在新加坡的办公室里，窗外是阳光明媚的乌节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阳光照在他的脸上，暖洋洋的，可他觉得自己浑身冰冷，像被人从头顶浇了一桶冰水。

“言先生？言先生，您在听吗？”

“……在。”他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你说。”

“我们需要您提供一些资料来完成理赔流程。具体的资料清单我会发到您的邮箱——”

“不用了。”他说。

“什么？”

“不用理赔了。”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像在自言自语，“我不要钱。我什么都不要。”

“言先生，这是您的合法权益——”

“我说不用了。”他挂断了电话。

然后他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

窗外的阳光从东边移到了西边，影子从短变长，办公室里的同事一个个地走了，有人路过他的座位，问他“言总监，还不走？”他没有回答。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天空从蓝色变成橘红色再变成深蓝色，看着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看着乌节路的霓虹灯在夜色中闪烁。

沈筌死了。

沈筌死了。

这四个字在他的脑海里反复回响，像一个坏掉的唱片，针头卡在同一个位置，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同一段旋律。

沈筌死了。那个在波拉波拉的月光下问他“你确定吗”的人死了。那个在“枯桑”的吧台后面做咖啡、长发垂在耳侧、桃花眼微微眯起来的人死了。那个在凌晨三点出门给他买艇仔粥、在深夜的走廊里站了很久很久不想让他看见眼泪的人死了。

那个人死了。死在埃塞俄比亚的山路上，死在去勘察咖啡豆的途中。他一个人去了那个遥远的、陌生的、充满了战乱和贫穷的国家，一个人走在山路上，然后山体滑坡了，泥土和石头把他埋在了下面。

言云卿不知道他死的时候有没有痛苦，不知道他死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他，不知道他的那些玻璃瓶子——撒哈拉的沙子、马尔代夫的沙子、冰岛的沙子、夏威夷的沙子、波拉波拉的沙子——最后去了哪里。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一件事：他再也见不到沈筌了。

再也见不到了。

这个认知像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地割着他的心。不是锋利的、干脆利落的一刀，而是钝的、缓慢的、来回拉扯的——每一刀都割不开，却每一刀都比前一刀更深。

他趴在办公桌上，把脸埋在胳膊里，无声地哭了很久。

这是他人生中第二次为沈筌哭。第一次是在那个深夜的走廊里，沈筌关上门之后，他蹲在黑暗中，靠着墙壁，哭得像个孩子。而这一次，是在新加坡的办公室里，四周空无一人，只有电脑屏幕的待机画面在黑暗中发着幽蓝色的光。

他哭了很久，久到眼泪都流干了，只剩下一抽一抽的哽咽。他抬起头，眼睛红肿得几乎睁不开，鼻子塞得透不过气。他打开抽屉，拿出一包纸巾，擤了擤鼻子，然后拿出手机，翻到通讯录里那个已经停机的号码。

他打了一行字：

“沈筌，你回来好不好？”

然后他删掉了这行字。

他又打了一行字：

“沈筌，我爱你。”

然后他又删掉了这行字。

最后他什么也没有发。他把手机放在桌上，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波拉波拉的泻湖——蓝色的、透明的、温暖的泻湖。月光在水面上铺开一条银白色的路，沈筌站在齐腰深的水中，长发散在肩头，白色的T恤被水浸湿，贴在身上，露出底下清瘦的线条。

他转过身来，桃花眼弯成两道优美的弧线，嘴角带着一点笑意。

“言云卿，你确定吗？”

“我确定。”

——那是他这辈子说过的最真心的一句话，也是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一句话。

因为如果他当初没有说“我确定”，沈筌也许就不会跟他回中国，也许就不会开那家叫“枯桑”的咖啡店，也许就不会在佛山等他等到凌晨三点，也许就不会在深夜开车去广州在酒吧对面坐两个小时，也许就不会在埃塞俄比亚的山路上被泥土和石头埋住。

也许沈筌还活着。还在这个世界上某个地方，开着一家小小的咖啡店，做着一杯好喝的桂花乌龙拿铁，收集着世界各地的沙子，用那双桃花眼看着来来往往的客人，微笑着，温柔地，从容地。

可他死了。

因为言云卿说了“我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