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宿舍，他开始收拾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一个帆布书包，塞了两件换洗的衣服，一条毛巾，半块没用完的肥皂，还有二十几块钱的零钱和粮票。他把那封信又拿出来看了一遍，然后塞进书包的夹层里，拉好拉链。
“老瞿。”
宋建国的声音从门口传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跟回来的。瞿河转过身，看见他靠在门框上，手里端着一个搪瓷饭盆，盆里冒着热气，盛着两份红烧肉——打饭的窗口一人只能打一份，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来两份的。宋建国的表情很不自然，眼睛看着别处，声音也压得低低的：“给你打了饭，多少吃两口再走。空着肚子赶路，扛不住。”
瞿河看了他一眼，接过饭盆，坐在床沿上，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吃到一半，眼泪忽然掉下来了，啪嗒啪嗒砸在红烧肉上，和酱汁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泪哪是油。
宋建国没说话，递过来一条手帕，然后转过身去假装收拾自己的床铺。
瞿河擦了擦脸，把剩下的饭吃完，站起来拎起书包。“走了。”
“路上小心。到了给学校给写信报平安。”
“嗯。”
门在身后关上了。走廊里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完全消失在楼梯口。
宋建国这才慢慢转过来，看了一眼瞿河空荡荡的床铺，发了一会儿呆，然后把那个搪瓷饭盆端起来，走到水池边，打开水龙头，哗哗地洗。
瞿何来到了江县汽车站。
从江县到瞿家村，要坐三小时的汽车到沅陵镇，再从沅陵镇转私家车，坐两个小时山路，才能到瞿到瞿家村。
十分钟后，开往沅陵镇的汽车发车了。车上没几个人，瞿河坐在倒数第二排靠窗的位置，把书包抱在怀里，看着窗外的县城一点一点往后退——邮局、供销社、那棵老槐树、十字路口永远排着队的烧饼摊。车开出县城的时候，他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县城的轮廓在尘土中渐渐模糊，最后只剩下一个灰蒙蒙的影子。
三个小时后，汽车到沅陵镇了。
瞿河拎着书包跳下车，脚刚落地，就有人迎上来了。一个中年男人，穿着皱巴巴的格子短袖，嘴里叼着烟，满脸堆笑，老远就开始招呼：“哎，那个——小伙子！去哪儿啊？要坐车吗？上车就走，上车就走！”
他一边说一边已经伸手来帮瞿河拎书包了，动作快得像抢。
瞿河没松手，问他：“瞿家村走不走？”
“走！怎么不走啊！”司机一拍胸脯，烟灰都震掉了，“天天跑这条线的，熟得很。”
“多少钱？”
“五块。”
“三块走不走？”瞿河看着他，“我本地人。”
司机愣了一下，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像是没想到这年轻人还会还价。他挠了挠头，又咧开嘴笑了，这一次笑得更真诚了些：“哎哟哟本地人啊！早说嘛！走走走！”说着便领着瞿河往路边停着的一排面包车走去，嘴里还絮絮叨叨的，“本地人好说，三块就三块，当交个朋友。”
面包车已经很旧了，白色的漆面起了皮，露出底下锈迹斑斑的铁皮，车身一侧还贴着一张褪了色的广告，看不清上面印的是什么。瞿河走到车前的时候，车里已经快坐满了——最前排是一个扛着编织袋的民工，编织袋鼓鼓囊囊的，塞着被褥和行李，挤得他只能侧着身子坐；民工旁边是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妇女，孩子大概两岁，已经睡着了，小脑袋歪在母亲怀里，嘴角挂着一串亮晶晶的口水；最后一排靠左边坐着一个老汉，头靠着车窗打呼噜，嘴巴半张着，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黄牙。
车厢里弥漫着一股复杂的味道——汗味、烟味、还有一股说不清的牲畜的膻气，大概是前几趟拉过活羊活鸡留下的，混在一起，发酵成一种特有的、属于长途山路的味道。
瞿河没有挑拣，侧身挤进去，在最后一排靠右的位置坐下来，把书包抱在怀里。屁股刚挨上座椅，就感觉坐垫塌下去一大块，弹簧硌得慌。
“坐好咯，走了！”司机喊了一嗓子，发动了车子。
六月的天黑得晚，但太阳已经开始往西边沉了。面包车颠簸前行，车身吱吱嘎嘎地响着，像一个咳嗽不止的老人。瞿河在靠窗的位置，把车窗开了一道缝，夜风裹着泥土和庄稼的气息灌进来，潮湿而温热，吹得他额前的碎发一翘一翘的。
他把头靠在车窗框上，看着外面飞快掠过的树影和越来越暗的天色。
路越来越熟悉了。
他想起九年前最后一次离开瞿家村的那天。
那年他十一岁，考上了县里的寄宿中学，是整个瞿家村这么多年唯一一个考出去的。走的那天早上，爷爷给他煮了六个鸡蛋，让他路上吃，他没吃完，揣在兜里，还热乎乎的。爷爷送他上了那辆破旧的班车，站在村口的石牌坊下面，佝偻着背，一只手扶着牌坊的柱子，另一只手一直在眼睛上抹。
车开了。他趴在车窗上往回看，爷爷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黑点，和石牌坊融为一体，再也分不清哪是人哪是石头。
而这九年来，瞿河就再也没有回过瞿家村了，不他是不想回，而是爷爷不让他回。
刚上中学的头两年，他写过很多信回去，说暑假想回来帮爷爷干农活，说想回去看看村子里的老槐树开花没有，说想回去给爷爷捶捶背。爷爷每次回信都只有一句话：“好好读书，别回来。等二十岁以后再回来。”
二十岁。
为什么是二十岁？瞿河问过。下一封信里，他工工整整地写了半页纸，问爷爷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爷爷的回信更短了，信纸上只有两个字：“听话。”
于是他就听话了。九年，三千多个日夜，他没有踏进瞿家村一步。寒暑假别的同学都回家，他就在学校宿舍里待着，看书，做题，偶尔去操场上跑几圈。除夕夜的时候，窗外远处的鞭炮声像炒豆子一样噼里啪啦地响，整座城市都在团圆，他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啃着从食堂打回来的冷馒头，就着一杯白开水，心里空落落的，像一口被淘干了的井，连回声都没有。
现在爷爷终于允许他回去了。
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
“爷爷，我回来了。”他在心里说。
车子又颠了一下，把他从回忆里拽了出来。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
“嘎——”
一声刺耳的刹车声猛地响起，车身剧烈地摇晃了一下，像一头被忽然勒住缰绳的老牛，前仰后合地挣扎了几下才彻底停下来。车里的人东倒西歪，那个抱着孩子的妇女差点从座位上滑下去，一只手死死抓住前排的椅背，另一只手紧紧搂着孩子，脸色煞白。民工骂骂咧咧地从地上捡起滚落的搪瓷缸子，最后一个排的老汉被晃醒了，茫然地睁开眼睛，嘴角还挂着口水，含糊不清地问：“到了？到了？”
孩子被吓醒了，哇哇大哭，母亲赶紧搂在怀里哄，声音又急又慌：“乖，不哭不哭，没事没事……”
“怎么了怎么了？”前排的乘客探着头往前看，有人已经站起来张望了。
司机没说话，拉开车门跳了下去。他围着车头转了一圈，蹲下来看了看底盘，又站起来，绕到车尾，探头瞅了瞅排气管，然后钻到车底下鼓捣了一阵。车底下传来叮叮当当的响声，夹杂着几句含糊的咒骂声。过了好一会儿，他从车底下爬出来，满手油污，脸上挂着一副无奈的表情，像是早就知道会这样，只是一直在等这一刻的到来。
“诸位，不好意思了，”司机拍了拍手上的灰，掌心里的油污拍不掉，他就在裤腿上蹭了蹭，蹭了两道黑印子，“车抛锚了。暂时走不了了。”
“什么？！”车厢里炸开了锅。
“抛锚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办啊？”
“这黑灯瞎火的，你让我们上哪儿去？”
“你得给我们想办法啊，我们可是买了票的！”
司机抬起手往下压了压，示意大家安静。“大家别急，都是老毛病，我们有专业的修车师傅——喏，老刘——”他指了指坐在引擎盖旁边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很快就能修好，个把小时的事。”
众人稍稍安静了下来，但还是有人嘀嘀咕咕。修车师傅老刘已经打开工具箱，不紧不慢地拧起了螺丝，嘴里叼着一根烟，烟灰掉在引擎上，他也不管。
瞿河探头往窗外看了一眼。
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远处的山脊像一条墨色的巨蟒伏卧在地平线上。公路两旁是连绵的梯田，稻禾正绿，被晚风吹得沙沙响。他辨认了一下方向，心里忽然咯噔了一下——这个地方，他认识。
这是瞿家村外围的公路。沿着这条路再往前走大概两三里路，拐进一条岔道，翻过一道山梁，就是瞿家村了。他小时候跟爷爷走过那条小路，虽然已经过去了九年，但山里的路一旦走过就很难忘记——那些弯弯绕绕、上坡下坡，那些石头、溪沟、松树，都刻在肌肉记忆里，像身上的疤，摸上去就知道在哪里。
“师傅，”瞿河从座位上站起来，拎着书包走到车门口，“我在这里下车。”
司机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车窗外黑下来的天色，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你要在这里下车？这如今天也快黑了，前头全是山路，你确定？”
“嗯，我确定。”瞿河点点头，“我家就在这附近，再往前走三里地，翻过那道梁就到了。”
瞿河跳下车，六月的夜风迎面扑来，带着稻禾和泥土的气息，还有远处溪水的凉意。他站在路肩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转过身，朝司机摆了摆手。
车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司机犹豫了一下，又看了看外面，从后视镜里瞅了一眼已经开始拧螺丝的老刘，叹了口气：“行吧，你自己小心点。天黑了，路不好走，当心脚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