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西山区传来的消息是片段而滞后的，但通过秘密电台偶尔截获的日伪通讯和零星返回的交通员带回来的信息，北平地下党还是拼凑出了大致轮廓：由于预警及时，八路军主力避开了日军合围的锋芒，并在外围伏击了日军的运输队，虽未能完全粉碎扫荡，但极大地挫败了敌人的攻势，保存了有生力量。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战略上的胜利。
消息传到“大成钟表修理店”的后堂，李剑秋紧锁了好几天的眉头终于稍稍舒展。他看向坐在对面的沈慕云，语气带着前所未有的郑重：“慕云，你带来的预警，非常关键。上级传达了口头嘉奖。”
沈慕云心中一块巨石落地，但更多的是一种混杂着后怕和沉重的情绪。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传递出的一句话，可能关联着千里之外许多人的生死。
“老李，那个消息来源……”沈慕云忍不住问。他需要确认季淮的身份。
李剑秋摆摆手，打断了他：“不该问的别问。纪律你忘了？纵向单线。”但他的眼神却透露出些许深意，“你只需要知道，有些同志，身在黑暗，心向光明。他们所处的环境比你想象的更复杂，也更危险。保护好他们，就是保护我们的眼睛和耳朵。”
虽然没有明说，但沈慕云已然明白。季淮，代号未知，是深度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这个认知让他对季淮的印象彻底颠覆，沙龙上那个看似圆滑的“汉奸学者”形象轰然倒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在刀尖上独舞的孤胆英雄形象。想到自己曾对他心怀轻视，沈慕云不禁感到一丝愧疚。
“我明白了。”沈慕云点头，“那接下来我的任务是什么？”
“扫荡暂时缓解，但敌人的压迫不会停止。”李剑秋压低声音，“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刚刚完成改组，正在强力推行保甲连坐制度，企图掐断我们和群众的联系。我们要反击，要发出声音，打破敌人的舆论封锁！”
一份用毛笔工整抄写的稿纸被推到沈慕云面前，标题是《告北平同胞书》。文章犀利地揭露了伪政权“以华制华”的奴化本质，痛斥保甲制度的残酷，号召同胞们保持气节，抵制奴化教育，暗中支持抗日。
“这是初稿，需要尽快油印散发出去。”李剑秋神色严峻，“规模不大，但要像钉子一样，扎进敌人的心脏，让老百姓知道，我们还在战斗！”
任务艰巨而危险。油印传单目标大，容易暴露。沈慕云感到了压力，但更多的是责任。
几乎在沈慕云接受任务的同时，季淮在伪政府的办公楼里，也感受到了一种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春季扫荡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日方顾问对伪政府官员的态度明显恶劣了许多。各种加强“治安”、强化“思想控制”的命令层层下达。
在一次各部门协调会上，季淮注意到文化协会的新任顾问，一个叫中村的日本大尉，特别强调了要加强对大中华校，特别是像燕京大学这类有“自由倾向”的机构的监控，要求文化协会配合“引导舆论”。
散会后，中村特意叫住了季淮：“季桑，你是□□精英，又精通日本文化，要多多发挥作用，帮助那些迷途的年轻知识分子，回归到大东亚共荣的正确道路上来。”中村拍着季淮的肩膀，语气亲切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
“嗨依！一定尽力。”季淮微微躬身，态度恭谨。他心中冷笑，所谓的“引导”，无非是收买、恐吓和渗透。
他知道，沈慕云所在的燕京大学，很快将成为斗争的前沿。他需要想办法给沈慕云提个醒，但上次的紧急接触已经非常冒险，常规联络时间又未到。
机会很快来了。几天后，伪政府文化协会要举办一个“中日文化亲善”的书画展，向燕京大学等机构发出了邀请。季淮主动请缨，负责与燕京大学的联络工作。他找了个由头，亲自去了一趟燕大。
在文学院的一间办公室外，他“偶遇”了正要出门的沈慕云。
“沈先生，真巧。”季淮微笑着打招呼，仿佛老朋友一般。
沈慕云看到季淮，心跳漏了一拍，但迅速镇定下来。经历了上次的事情，他已能更平静地面对这位神秘的同志。“季先生，您怎么来了？”
“为书画展的事情，来送请柬。”季淮晃了晃手中的信封，声音不高不低，正好能让路过的一两个学生听见，“贵校人才辈出，希望能有更多师生来参观交流，增进理解。”他话锋一转，像是随口闲聊，“对了，最近市面上不太平，听说上头要对出版物和印刷品严加管控，一些不合时宜的‘私刻滥印’，怕是会有大麻烦。沈先生是做学问的人，这方面尤其要谨慎啊。”
“私刻滥印”、“大麻烦”——沈慕云立刻听出了弦外之音。这是在警告他，敌人即将加强对宣传品的清查，他们计划中的油印传单行动风险极大。
“多谢季先生提醒。”沈慕云会意地点头，“我们做研究，一向注重原始文献，对这些市井流传之物，并不感兴趣。”
“那就好。”季淮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随即提高声调，“那么，书画展的事，就拜托沈先生帮忙宣传了。告辞。”
两人擦肩而过，没有再多说一句话，但一次关键的情报传递已经完成。沈慕云看着季淮远去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这个人，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送来最关键的信息。
收到季淮的警告后，沈慕云立刻向李剑秋汇报。地下党果断调整了策略，放弃了原定的大规模油印计划，改为更为灵活也更安全的“手写标语”和“口头传播”相结合的方式。同时，传单的散发也更加隐秘。
《告北平同胞书》的定稿，由沈慕云和另一位党员连夜用工整的仿宋体刻写在蜡纸上。地点选在了东城一处早已无人居住的废弃民居的地窖里。那里阴暗潮湿，只有一盏豆大的煤油灯照明。空气中弥漫着蜡纸和油墨的特殊气味。
他们采用了“蚂蚁搬家”的方式。每次只携带少量印好的传单，由不同的同志，在不同的时间，伪装成不同的身份，分散到全城各处。有人塞进住户的门缝，有人丢在黄包车上，有人趁夜色贴在城墙根、电线杆、公共厕所甚至澡堂的隔板上。
行动必须快如闪电。沈慕云也亲自参与了散发。一次，他在一条小巷张贴时，远处突然传来伪警察巡逻的皮靴声。他迅速将剩下的传单塞进怀里，假装系鞋带，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开，心脏在胸腔里狂跳。那一刻，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季淮那句警告的分量。
尽管行动谨慎，但传单还是像投入死水的石子，激起了涟漪。日伪当局发现了传单，大为光火，加强了街头巡逻和搜查，但地下党的行动早已结束，只留下满城的窃窃私语和暗流涌动的民心。
传单斗争暂告一段落，更长期的、争夺青年思想的战斗则进入了新的阶段。根据季淮提供的关于敌人将加强对高校渗透的情报，沈慕云决定将工作的重心更多地放在巩固和扩大燕京大学内部的进步力量上。
“未名湖读书会”以更隐蔽的方式恢复活动。为了防范特务渗透，沈慕云制定了更严格的规矩：入会需经两名以上老成员秘密考察和担保；活动地点不再固定，有时在偏僻的教室，有时在某个教授闲置的书房，有时甚至就在未名湖边的石舫上，凭借夜色掩护；每次聚会，讨论的真正内容——如《论持久战》的章节、《大众哲学》的观点——都被巧妙地包裹在探讨英国古典文学、西方哲学史或者看似风花雪月的诗词歌赋之中。他们甚至准备了几本英文原版书籍放在显眼处，以备不时之需。
沈慕云作为核心组织者，承担着最大的压力。他需要准确把握讨论的深度和导向，既要启发思想，又不能过于激进暴露。他温文尔雅的气质和扎实的学识，很容易赢得这些心怀理想的年轻人的信任。
一次，读书会讨论到“人的社会性”这一哲学命题时，沈慕云巧妙地引向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一位名叫周明远的物理系学生激动地说：“沈先生，我明白了！就像物理上的共振，个人的微小振动，只有和整个国家民族的频率一致，才能爆发出最大的能量！我们不能只躲在象牙塔里！”
看着这些年轻而热切的脸庞，沈慕云感到欣慰，也感到责任重大。他们中的许多人，如周明远，将会成为未来的骨干。这种在黑暗中播撒火种的工作，看似不如传递情报那样惊心动魄，却关乎着更长远的未来。
暮春的夜晚，读书会散场后，沈慕云独自走在回住所的路上。未名湖波光微澜，四周寂静。他想起了季淮。那个同样年轻，却背负着更沉重秘密的同志，此刻又在何处？是在灯红酒绿的宴会上与敌人周旋，还是在冰冷的办公室里分析着下一份情报？
他们像两颗运行在不同轨道上的星辰，偶尔在引力的作用下交汇，闪过一瞬的光芒，然后再次隐没于各自的暗夜。但沈慕云知道，他们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燃烧。
春风拂过湖面，带来一丝暖意。尽管北平依旧在日伪的铁蹄下喘息，但这悄然而至的春风，似乎也带来了一些改变。一些种子，正在冻土下悄悄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