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江宅的书房到了后半夜，连老槐树上的麻雀都睡沉了。院墙外偶尔传来更夫的梆子声，笃笃笃，三下，又三下，被夜风扯散了，飘进窗来时已经碎得不成节奏。

周慎端着一壶温好的黄酒推开书房的门，看见江凌寒还坐在灯下。案上摊着一张舆图，不是三司衙门那种工笔彩绘的官图，而是一张手绘的草图，上面用炭笔画满了密密麻麻的标记，红的关卡，蓝的码头，黑的岔道，几条线从泉州一路连到北境，弯弯曲曲，像一条被斩成数截又勉强接起来的蛇。

“少爷，三更了。”周慎把酒壶放在案角，又从那堆账册中清出一小块空地，搁了只粗陶杯。

江凌寒应了一声，手没有停。他正拿着一根炭笔在纸上演算，纸是从三司带回来的废账本裁成的，反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大雍六十九年市舶司香料税短少七千贯，海防修葺款支取五万两，五万两，他在三司翻遍了工部的档案，泉州港的海防工程在大雍六十八年到七十年间，连一块石头都没动过。

“这笔钱，可能根本不在工部。”他放下炭笔，把那张演算纸推到周慎面前，“它走的是兵部。”

周慎斟酒的手停住了。兵部，那是师崇让的地盘。大雍的兵部虽不比户部权重，但掌着天下军械、边饷、驿传，每年经手的银子不下百万贯。师崇让在兵部安插了多少人，没人说得清。但有一件事周慎记得很清楚，江知远在世时曾经提过，兵部职方司有个姓孙的郎中，专门负责北境军械调拨。

“少爷是说……铁骊军？”

“铁骊军。”江凌寒把舆图往旁边挪了挪，腾出更大的桌面。他铺开一张新纸，拿起炭笔在上面画了一条线，“市舶司的税款被人用假账挪出来，以海防修葺的名义汇入兵部，兵部再以‘北境防务’的科目拨出去。银子从南到北走了一圈，最后落进了铁骊部的手里。”

周慎端着酒壶的手指微微发颤。他想起江知远在世时最后一次找他谈话。那是一个秋夜，老爷在书房里来回踱步，走得很快，袖口带起的风把烛火扇得摇摇晃晃。

“老周，”江知远停下来，声音压得很低，“我今日在旧档里翻到一封信。不是给我的，是给市舶司的。信上说，有一批铁器要借用通海号的船往北运，手续齐备，关防俱真。但那批铁器，我从来不知道。”

“老爷查了那封信？”

“查了。”江知远的脸色在烛光下白得发青，“信是三皇子府上发出来的。盖的不是三皇子的私印，是他门客的印。但那门客的俸禄是哪来的，全长安都知道。”

江凌寒的手指在舆图上停住了。他抬起头，看着周慎。

“老爷当时知不知道，那批铁器是运给谁的？”

周慎沉默了很久。窗外起了风，老槐树的枯枝刮在窗棂上，咔咔地响。

“知道。”他说，“不是当时知道的。是后来，灭门前三个月。”他放下酒壶，坐到江凌寒对面那张旧木椅上，腰背佝偻着，像是被什么东西压弯的。“老爷那天从市舶司回来，脸色白得像纸。他把老奴叫进书房，关上门，说了一句：‘老周，我今日听到一件事。’他听见三皇子的门客在码头上谈一笔‘大买卖’。不是茶叶，不是丝绸，是铁器。那门客喝多了，跟船工吹嘘，说这批铁器运到北边，价比黄金，因为收铁的不是汉人。”

江凌寒握炭笔的手指关节泛了白。

“老爷当时就明白了。”周慎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他不是被假账害死的，也不是被偷税害死的。他是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三皇子萧翊运，煊贵妃的儿子，师崇让的外孙，在和铁骊部做生意。”

灯花爆了一声。江凌寒没有说话。他把炭笔搁下，端起那只粗陶杯，抿了一口周慎温好的黄酒。酒入喉是热的，但他的手是凉的。

江凌寒放下酒杯，重新拿起炭笔，在舆图上师家的几条商路旁边，又画了一条线。这条线从汾州出发，经运河到润州，再换海船北上，在辽东沿海某处卸货。线的终点，画了一个圈。圈里写了三个字：铁骊部。

“孙泰的私人账本。”他拿起案头一本薄薄的册子，翻开其中一页，“大雍六十九年十一月，汾州铁料计银三万两。这批铁料没有入库记录，没有核销单，只在孙泰的私账上留了一行字。孙泰是大雍七十年调任途中‘失足坠崖’身亡的，就是老爷被害后不到半年。”

周慎接过那本私账，翻开。纸页已经旧得发脆，边角被虫蛀了几个小洞，但字迹仍然清晰。孙泰的字写得很小很密，像是怕被人看见似的，每一笔后面都注着日期和经手人。经手人的名字周慎大多不认识，但有一个名字他认得，马良。润州盐铁使巡院的马都头。那个当年在泉州市舶司缉私队当差、后来调任润州的马良。

“这个马都头，”江凌寒把舆图推到一边，“当年是市舶司缉私队的人。大雍七十年江家灭门后，他调任润州。十三年了，他还在替师家做事。上个月，他在润州扣了漕帮三千石货。”

周慎把私账合上，放回案头。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江凌寒铺在桌上的那几样东西，舆图、私账、演算纸。这些年来他见过无数账本，江家的、师家的、市舶司的、三司的。每一本账都是一块拼图，单看谁也不知道全貌。但江凌寒把这些拼图拼在了一起。

“少爷，”他开口，“老奴有些话，不知当不当说。”

“您说。”

“老爷当年说，三皇子的门客在码头上谈的那笔‘大买卖’，不是一个门客能做主的。能调动汾州铁料、打点沿途关卡、伪造通海号文书，这需要兵部、户部、市舶司三方配合。能做到这一步的，只有一个人。”

江凌寒没有接话。他知道周慎说的是谁。不是三皇子。三皇子太年轻，太张扬，他的作用是在宫里给师崇让撑着那把保护伞。真正在底下运筹帷幄的，是师崇让自己。从市舶司的假账到兵部的调拨，从汾州的铁料到辽东的海船，这条线，从头到尾都是师崇让一手铺的。

他把舆图卷起来，用一根麻绳扎好。又把孙泰的私账和演算纸收进案头的铁匣里，盖上匣盖。做完这些，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纸上映着老槐树枯枝的影子，被夜风吹得忽明忽暗。

“周叔，我要找机会去一趟兵部。”

“去兵部档案库，调大雍六十八年到七十年所有职方司的人事档案。孙泰的同僚、上峰、下属，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抄回来。”他转过身，“另外，还要查一查兵部职方司现在还有没有当年孙泰的旧部在任。”

周慎点了点头，端起已经凉透的酒壶退了出去。

隔日

三司度支勾院的偏厢里，江凌寒已经坐了整整一个半月。窗纸是他自己糊的，案上的卷宗是按年份重新码的，连墙角那几只老鼠都学会了在他翻账本的时候不吱声。同僚们起初还私下议论几句“新来的江大人是不是不会累”，后来也懒得议了，这人天天卯时到，亥时走，午饭是一块干粮一碗凉茶，比漏壶还准。

他闭上眼睛，拇指按在眉心上。门外廊下有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是一群人的，同僚们正三五成群地往外走，嘴里说着“赵副使请客”“金玉楼的烧鸭子”。今天是度支副使赵崇古做东，请勾院上下同僚吃饭。帖子三天前就送到了江凌寒的案头，他压在卷宗底下，没说去，也没说不去。

“江大人！”门被推开，一个绿袍吏目探进头来，脸上堆着笑，“赵副使让我来请您。满院子的人都等着呢。”

江凌寒把报销单翻过来扣在桌上，站起身。他本来不想去，但他想起周慎前天晚上递来的一句话，“赵崇古在大雍六十九年做过兵部职方司的主事，孙泰的顶头上司。”

金玉楼的雅间里摆了两张大圆桌，度支勾院上上下下二十来号人坐得满满当当。赵崇古坐在正首，清瘦的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笑意。他今日穿的是便服，一件靛蓝绸袍，腰间系着一条银丝带，不像三司的堂官，倒像个富家员外。看见江凌寒进来，他举起酒杯。

“自青来了，坐。今日不谈公事，只谈酒。”

席上的人纷纷附和。有人给江凌寒斟酒，有人给他夹菜，热情得像是同窗多年的故交。江凌寒一一谢过，酒抿了一口，菜夹了一筷。他知道这不是热情，是好奇，满院子的人都想知道，范相亲自举荐的这位“算账天才”，到底是个什么路数。

酒过三巡，话题从长安米价聊到了淮南漕运，又从漕运聊到了市舶司新规。有人抱怨市舶司的账目越来越乱，有人说起泉州香料被散户海商截走三成，还有人提到益州交子铺出了假票案。赵崇古端着酒杯，不紧不慢地听着，偶尔插一两句点评，言语圆融得像一颗滚在瓷盘里的珍珠。

直到有人提起了师崇让。

“听说师相最近不太高兴。”说话的是个户部借调来的郎中，喝了点酒，嘴上没把门，“师家商号在润州的一批货被劫了，三艘船，一夜之间搬空。师相那边放了话，要严查。”

席上忽然安静了一瞬，几个年纪大的吏员低头夹菜，没人接话。

赵崇古把酒杯搁下。声音不重，但在安静里格外清晰。

“师相的事，不是我们该操心的。”他笑了笑，语气和煦，但目光已经扫过了那个多嘴的郎中，“三司是管钱谷的地方，不是管江湖的。”

郎中的酒醒了大半，忙不迭地点头。赵崇古又端起酒杯，转向江凌寒。

“自青，你来了一个半月，淮南路的漕粮账目审得如何？”

江凌寒放下筷子。“初审已毕。淮南路过去五年漕粮折变率逐年上涨，从七成涨到十成。损耗率从半成涨到两成。两项合计，每年少入库的漕粮不下五万石。”

“五万石。”赵崇古微微点头，面上看不出任何波动，“数目不小。查到根由了吗？”

“根由在转运司的账面。”江凌寒说，“漕粮从州县征收时是实数，进入转运司的仓库后就开始出现差额。差额逐年累积，到今年秋运前，仅常州一处，账面缺口就有两万石。”

他提到常州时，目光和赵崇古的目光在酒杯上方碰了一下。只是一瞬。赵崇古移开视线，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江凌寒也端起酒杯，抿了一口。两人隔着满桌的酒菜，在那一刻都心知肚明。

常州转运使王允，是师崇让的门生。常州码头那批漕粮的亏空，不是天灾，不是鼠咬，是被人盗卖的。盗卖漕粮的人背后是周秉权，周秉权背后是师崇让。这件事江凌寒知道，赵崇古也知道。区别在于，江凌寒在查，赵崇古在看。看什么？看这个年轻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捅多大的马蜂窝。

“自青。”赵崇古放下酒杯，“你进三司之前，在升州做了三年通判。升州是江南富庶之地，三年间你参倒了三个知县。满朝都说你是‘快刀’。但长安不是升州。三司的账，比州县的账大得多，也沉得多。有些账，你碰不动。”

这话说得云淡风轻，像是在传授官场经验。但江凌寒听出了里面的弦外之音。不是“碰不得”，是“碰不动”。一字之差，意思全变了。

“多谢大人提点。”他端起酒杯，“下官有分寸。”

赵崇古看着他，沉默了一息，然后也端起了酒杯。两只酒杯在空中虚虚一碰，谁也没喝。散席时已近二更。江凌寒最后一个走出金玉楼，长安街面的夜风迎面扑来，带着东市糖炒栗子的焦香。他没有上马，沿着街边慢慢地往回走。

拐进巷子时，有人在暗处等他。那人蹲在墙根下，穿得像个乞丐，但站起来时腰背笔直，是漕帮的眼线。

“江大人，”眼线把一张纸条塞进他手里，“润州的货劫成了。帮主让问您，这批货是留是沉？”

江凌寒把纸条展开。江流的字歪歪扭扭，写得很急，“刀坯两千，汾州铁。接头者铁骊人，汉话甚熟。疑是阿骨烈的人。货暂压漕帮，下一步如何，速示。”

他把纸条翻过来，用随身带的炭笔写了几个字，“货留住，人证扣住。马良若搜船，让他搜。他搜不到货，自会露出破绽。另，泉州方镇动向速查。”

眼线接过纸条，一猫腰消失在夜色里。江凌寒继续往前走。长安城的万家灯火已经灭了大半，只有西北角那片宅邸还亮着灯，最大的一座门口，挂着“师”字灯笼。他站在巷口看了一会儿那盏灯笼，然后转身推开自家院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