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底，泽州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雪不大，细细碎碎的，像盐粒子，洒在地上薄薄一层，还没到晌午就化了。老刘头站在门房门口，看着地上的雪水，泥泞一片。他把棉袄的领子竖起来，缩着脖子，两手揣在袖子里。风从北边吹来，冷飕飕的，刮在脸上像刀子。

入冬以后，街上的人少了许多。卖菜的、卖柴的、卖布的，都缩在家里不出来。偶尔有几个赶路的，缩着脖子匆匆走过，谁也不多看一眼。老刘头整天坐在门房里，守着炉子，沏着茶，有时候打打盹。日子慢下来了，慢得像凝固了一样。

他有时候会想起林泽。不是故意想的，是不小心想的。看到白衣裳的人，想；看到年轻人，想；看到有人从北门进来，想。想完了，难受一会儿，不想了。不是不想了，是不敢想了。想多了受不了。

沈渡这阵子忙。快到年底了，城里的公务堆了一桌子，还要去乡下催粮、查账、处理纠纷。他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老刘头给他留了饭，他有时候吃，有时候忘了。忘了就忘了，饿一顿也死不了。

十一月初七，林泽走了整整一年了。

老刘头记得这个日子。不是刻意记的，是忘不了。去年这一天的后半夜，林泽走了。他在偏院里，身边没有别人，只有沈渡。老刘头当时在灶房里烧水，等他端着热水过去，人已经走了。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那天晚上没守在林泽床边。他去烧水了，他觉得水比人重要。其实不是水重要，是他觉得林泽还能撑一撑，不会那么快走。他错了。人走的时候不会等你，不会等你把水烧开、把茶沏好、把话说完了再走。说走就走。

这天一早，老刘头去灶房蒸了一锅馒头，炒了两个菜，又煮了一壶酒。他把这些东西装在篮子里，盖上一块蓝布，提着出了门。沈渡已经在门口等着了，手里提着一摞黄纸和一大把香。两个人一前一后，上了北山。

山上的草全枯了，黄黄的，趴在地上，被雪水泡得烂糟糟的。路两边的野花早没了，只剩一些干枯的花秆，风一吹就断。那几棵松树还是绿的，但绿得发暗，像生了一层锈。松针落了一地，厚厚的，踩上去沙沙的。

到了半山腰，那两棵桃树光秃秃的，站在那，像两根干枯的木棍。枝杈上什么都没有，没有叶子，没有芽，什么都没有。它们在风里轻轻地晃着，发出细微的咯吱声，像两个老人在叹气。

老刘头蹲下来，把馒头和菜摆在供台上，摆了三个碗、两双筷子。又把酒倒了两碗，一碗放在坟前，一碗自己端起来。

“林公子，”他说，“一年了。时间真快。”

他停了一下。

“你在那边还好吗？那边冷不冷？冷了记得多穿点衣裳。”

他把碗里的酒洒在地上，酒渗进土里，洇开一片深色的印记。沈渡蹲下来，把黄纸点着了。火苗蹿起来，纸灰飞得到处都是，有些落在老刘头的头上、肩上，他也不拍。他又点了三根香，插在坟前。

那两棵桃树种了快一年了，比种的时候高了不少，也粗了不少。老刘头摸了摸树干，树皮硬了，糙了，上面有些细小的裂纹。他用手指顺着那些裂纹摸过去，摸了一道又一道。

“明年就能开花了，”他说，“开了花，你就看得到了。”

他站起来，退后一步，看着那两棵树。它们站在那，安安静静的，不摇也不晃。风停了，整个山上安安静静的，连鸟叫声都没有。老刘头站在坟前，听着自己的心跳。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很慢。他想，他还活着，还在心跳，还能站在这座坟前，还能跟林泽说话。他活着一天，就来一天。活到什么时候，来到什么时候。

沈渡蹲在那，看着那座坟。一年了，坟越来越小了。不是没人培土，是培了塌，塌了培，土越来越少。土沉下去了，紧实了，就小了。人也是这样，老了就缩了，缩到最后就没了。不是没了，是没了。

“林公子，”沈渡说，“一年了。我给你带了壶酒，你自己酿的那种。我不会酿，买的。不知道跟你酿的味道一样不一样。”他把酒壶放在坟前，拧开盖子，酒味冲出来，浓烈得很，“不一样也差不多。都是酒。”

他在那蹲了好一会儿，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泥。

“老刘头，走了。”

老刘头没动。“你先走，我再待一会儿。”

沈渡看了他一眼，转过身，下山了。

老刘头一个人蹲在坟前，看着那两棵桃树。他从怀里掏出一块布，把坟头擦了擦。布是湿的，沾了水，擦在土上，土变成深褐色。他擦得很仔细，把坟头的每一寸都擦了一遍。擦完了，又用手把坟上的土拍了拍，拍实了。然后他从怀里掏出一把剪刀，把那两棵桃树的枯枝剪了剪，剪掉那些干了的、断了的、长得不好的枝。他剪得很慢，一根一根地剪，剪完了退后一步看，觉得好多了，精神多了。

“行了。”他说。

他站起来，把那把剪刀揣进怀里，提起篮子，转过身，下山了。走到半路，他停下来，回头看。那两棵桃树光秃秃的，站在半山腰，在灰蒙蒙的天色里，像两个小小的、站得直直的人。他看着它们，忽然想——明年的这个时候，它们应该已经开花了。粉的，白的，开满了枝头。风一吹，花瓣就落下来，落在坟上，落在地上，落在他的头上。他想着那个画面，忽然有点想哭，没哭。他把眼泪憋回去了，转过身，继续走。

老刘头回到城里，去了一趟青云观。陈道长正在大殿里念经，看到他进来，停了下来。

“刘老哥，添油？”

“添油。”

老刘头走到那盏长明灯前，灯还亮着。火苗不大，安安静静地烧着。油下去了一些，没到底。他从陈道长手里接过油壶，慢慢往灯盏里倒。油是透明的，细细的一线，落在灯盏里，激不起一点声响。他倒到七分满，停了。

“陈道长，这灯点了一年了。”

“嗯。”

“不容易。”

“是不容易。”

老刘头把油壶还给陈道长，从怀里掏出几两银子，放在供桌上。陈道长没推，收了。老刘头转过身，走了。他走到道观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盏灯。灯还亮着，在这间有些暗的大殿里，那点火特别显眼。他看着那点火，觉得它不是火，是林泽——林泽在那边看着这边，看着他们，看着这座城，看着这座山，看着这盏灯。他看着它，它也看着他。他转过身，走回了城主府。

十一月中的时候，莫淮竹来了。

他从北门进来的，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袍，背上背着一把剑——不是林泽那把，是他自己的。脸上有风霜，嘴唇干裂起皮，眼窝深陷。他走进门房的时候，老刘头正在喝茶。

“莫公子。”老刘头站起来。

“老伯。”莫淮竹点了点头。

老刘头把他领到偏院隔壁那间屋，铺了被褥，烧了炭盆，又去灶房下了碗面。莫淮竹吃了，喝了汤，把碗递给老刘头。

“他还好吗？”

“好。”老刘头说，“桃树也长得好。明年就能开花了。”

莫淮竹点了下头。

第二天一早，他上了北山。太阳还没出来，山上一片灰蒙蒙的。他走得不快，一步一步的。路两边的枯草上全是霜，白花花的，踩上去咯吱咯吱的。

到了半山腰，他看到了那两棵桃树。树比他上次来的时候高了一些，也粗了一些，枝杈伸开了，像两个张开手臂的人。他站在坟前，看着那座坟。坟又小了一些，但干净，坟头上没有杂草，土是深褐色的。坟前放着一壶酒，酒壶倒在地上，酒早就渗进土里了。

他蹲下来，把酒壶扶正，立在坟前。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供台上——是一把木梳，桃木的，小小的，上面刻着一朵花。他刻的，刻了好几天，刻得不好，花不像花，叶子不像叶子。但他刻了，带来了。

“州羽，我给你带了把梳子。你头发长，用得上。”

他把梳子放在供台上，用石头压着。

“我以后可能不常来了。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但我会回来的。回来了就来看你。”

他蹲在坟前，看着那块玉佩。玉佩还在，青白色的，上面刻着“州”字，歪歪扭扭的。他伸出手，摸了摸那块玉佩。玉是凉的，滑溜溜的。

“你等着我。”他说。

他站起来，转过身，下山了。走到半路，他停下来，回头看。桃树在风里摇着，光秃秃的枝杈像在跟他招手。他看着它们，看了好一会儿，转回去，继续走。这次他没再回头。

莫淮竹当天就走了。老刘头送他到北门口，他把包袱背在肩上，朝老刘头抱了抱拳。

“老伯，走了。”

“走好。”

“你保重。”

“你也是。”

莫淮竹转过身，走出北门。他的背影在官道上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灰蒙蒙的天色里。老刘头站在北门口，看着那个方向，站了很久。风从北边吹来，冷飕飕的，吹得他的棉袄下摆一掀一掀的。他把衣襟拢了拢，转过身，走回了城主府。

进了门房，他坐下来，倒了一杯茶。茶凉了，他也不换，端起来喝了。凉茶苦，比热茶更苦。他把那杯凉茶喝了，站起来，把二胡从墙上摘下来，调了调弦。这次他没拉曲子，就是拉着玩。拉一个音，停一下，再拉一个音，再停一下。一个一个地拉，拉得很慢。拉着拉着，他想起莫淮竹说的话——“我以后可能不常来了。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哪儿？他没问。问了也没用，他不会说。不说就不说，他也不是非要知道。他只是觉得，这个年轻人太苦了。一个人在外面跑，不知道在找什么，不知道在等什么，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他看着他就难受。

老刘头拉着拉着，天黑了。他把二胡挂在墙上，点了一盏灯，坐在那，看着灯。火苗不大，一跳一跳的。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林泽走的那天晚上，偏院的灯也是这么亮着的，不大，一跳一跳的。他端着热水过去的时候，灯还亮着，但人已经不在了。那盏灯后来被他收起来了，放在柜子里，跟林泽那把剑放在一起。他有时候会拿出来，擦一擦，再放回去。他不点，他怕点了就灭了。不点就不会灭，它就一直亮着，在他心里亮着，在他柜子里亮着。

老刘头把那盏灯从柜子里拿出来，放在桌上。灯是铜的，不大，上面有些锈迹。他倒了点油，放了根灯芯，点着了。火苗不大，黄黄的，跟青云观那盏长明灯差不多。两盏灯，一盏在青云观，一盏在门房，都亮着。

他坐在那，看着那盏灯，看了一整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