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沈砚清是在回国之后才知道退婚的事的。

那是民国三年冬天，他学成归来。

其实也不是学成，而是不想再等了。

原本三年前孙先生回国革命，他理应跟随，但他总觉得此时革命时机尚未成熟，就算成功了，如何保住革命果实还是个问题，想要再等等。

孙先生斥他瞻前顾后，自己带了一批人走，他便留了下来。

近来袁世凯猖獗，消息传到东京，他沉思良久，未加入中华革命党，而是决定亲自回国看看。

想是想不出来了，不如回去看看，也许还有别的出路。

何况……八年无她音讯，他总觉得不安。

无论如何，她要寄信，难道爹娘一次都不帮忙？还是说，他们也盼着他忘了她，所以不主动提，于是她也不好意思自己提出？

回到家那天正好是清晨，朝阳把一切都照的暖洋洋，但他总觉得不对——家里的下人多了一半他不认识的，父亲沈鸿畴的做派也变了，家里多了些穿军装的人进进出出。

隔壁也没有林家了，那老槐树无影无踪，家里扩建了一栋楼，恰好在林家之前的位置。

他问起林家，问起林蕴玉。

沈鸿畴轻描淡写地说：“她啊？林伯庸莫名其妙来退婚，我们就应了，后来林家搬走了，我们也不知她在哪儿。”

沈砚清愣在原地。

“为什么？”他的声音很轻。

“什么为什么？”沈鸿畴看了他一眼，“林家来退婚，我还要上赶着不退不成？”

沈砚清低了头，没有跟父亲吵。他已经不是十岁翻墙递纸条的少年了，他知道吵没有用。

他花了两天时间把武昌城里林家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了一遍，又去问了林家的旧邻。

没人知道林蕴玉去了哪儿。

只知道林伯庸抽大烟败光了家业，当净了妻子的嫁妆，最后连屋子也没保住，几年前就被人发现冻死在城外破庙里。

至于林蕴玉的下落，没有人知道。

林伯庸一向不怎么让她出门，他们也不知道她哪天不见的。

沈砚清在武昌城里又找了三个月，几乎把每条街都走了一遍。

人牙子、戏班子甚至青楼，他都去问了一遍。

没有，没有，全都没有。

他不知道她去了哪儿，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在这乱世，如果连这些地方都没有，那就是死了，或者谁家院子里。

他这么找，明说了只要人活着送来，他就应下一个人情，也没有谁来给他送人或者消息，可见也不在谁家院子里。

她死了？

他坐在房间里，喝了口酒，眼泪从眼角滑落。

但他没有继续喝，把酒封了起来。

三个月了，够了，不能再找了。

袁世凯还在抓捕国民党人，他不是国民党人，但曾是同盟会成员，其实也不安全。

可如今，也没有什么地方安全。

国将不国，他也顾不得这许多。

何况……父亲沈鸿畴，正在跟日本人接触。

那天他没找到人，颓丧的坐在阁楼自闭，忽然看见楼下有车来，下来几个日本人。

没有穿日本军装，但他还是认出来了。

父亲点头哈腰把他们迎了进去。

沈家的粮食生意做到了长江上下游，沈鸿畴在鄂、湘、赣三省都有粮仓。日本人看中了这一点，派人来跟沈鸿畴谈合作。

沈鸿畴是个精明的商人，但也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在他的逻辑里，不管谁来坐天下，粮食总是要吃的，跟谁做不是做？

沈砚清不再找人，开始接触家里的生意。

他无愧于留学生的名头，待人接物，行为处事，无一处不好。

沈鸿畴高兴的合不拢嘴，逢人就笑自己后继有人。

而沈砚清暗暗收集了日本人和父亲合作的内容，和日本人一些行动轨迹，越看越心惊，却不知道要和谁说。

最终，他选择给中华革命党寄了信。

他不知道国内有没有中华革命党人，孙先生也没告诉他，所以他只好把信息藏在一封对同学的关切信里，寄向东京。

这种保密方式还是他在同盟会学的，孙先生……应该不会忽略。

未婚妻生死不知，国家飘摇动荡，他心情实在不好，偏偏也不能表现出来。

有人约他去听戏，说最近鸣凤楼新来个角，一登台就赢了满堂喝彩，扮的杨玉环那叫一个媚而不妖，国色天香。

名唤“玉玲珑”。

沈砚清对戏不感兴趣，但此人背后有些军方人脉，于是他也去了。

今日倒还真有玉玲珑的戏，是一出《霸王别姬》。

他坐在二楼包厢里，听着台上虞姬一句句唱，身旁请他听戏那人已如痴如醉跟着唱起来。

“劝君王饮酒听虞歌，解君忧闷舞婆娑～”

“劝君王饮酒听虞歌，解君忧闷舞婆娑～”

“嬴秦无道把江山破，英雄四路起干戈……”

“嬴秦无道把江山破，英雄四路起干戈……”

……

“沈少爷？”

“沈少爷？”

沈砚清猛地惊醒，见台上已换了一折，之前的旦角已下了场。

“沈少爷不爱戏？”对方取了个造型精细的酒壶放在他面前，壶身上点缀着一支桂花，“也是小人安排的不好，叫少爷无聊了。西边迎客楼的桂花酒可是一绝，小的特意叫人买了来，给少爷赔罪！”

沈砚清看了那酒一眼，打开一闻，“却是好酒，祝少爷破费了。”

“倒是我疲累失态，扰了祝少爷听戏的兴致。”他说着，取了瓷杯，倒出两杯酒。

“哪里哪里，是我听戏太入神，疏忽了沈少爷才是。”

一时杯盏相碰，其乐融融。

回家时，沈砚清想起玉玲珑的唱腔。

不知为何，他自回国这几月都睡的不太好，听着她的戏，反而睡了个好觉。

但他没有多想。

他只是偶尔抽空在玉玲珑上台时去听戏，独自一人在包厢里，听着听着便能睡一会儿，她不唱了，他也就很快醒来。

醒来，便又有别的事要做，于是起身离开。

他有太多的事要做，没有时间去了解新来的旦角。

四

民国十五年，沈砚清暴露了。

他四年前加入了**，从那之后他的消息大部分都递给了**。

但是只要是日本人的消息，他还是和从前差不多，也会给国民党送一份。

只是他没想到，这一次被汪精卫发现了。

沈鸿畴大怒，要绑了他送去给日本人“赔罪”。

哪里有什么罪可赔，他如果真的落入日本人手中，他们一定会对他用刑，从他嘴里撬出革命力量的所有消息。

沈砚清让人从城外带了一具尸体来，换上他常穿的衣裳，好好的放在床上，浇上火油，然后点了一把火。

他把备份好的胶卷缝进衣服里，从后窗翻出去时，看见屋内红色的火焰跳动，在夕阳下不太明显。

他穿过武昌城的小巷，躲过了沈家和日本人派来追他的人，在天亮之前找到了组织上的联络点。

他“死”了。

沈家也败了。

日本人气急败坏抓了沈鸿畴，审了许久，沈家无人管，很快被别的势力瓜分。

组织的人问他后不后悔。

他沉默很久。

“与虎谋皮，不出意外。何况，我在加入你们之前，就已经在做这件事了。”

他不是加入组织才开始往外传递消息，他一开始就在。

之后，沈砚清转入地下，用了一个新的身份，在鄂东南一带做情报工作。他学会了自己生火做饭，学会了在野外过夜，学会了使用枪械，提笔的手也磨出了枪茧。

他从一个富家少爷，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又过了几年——民国二十七年，武汉会战打响。

日军从东、北两面逼近，长江上日舰炮火连天，武汉三镇硝烟弥漫。沈砚清那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情报人员，负责在敌后搜集日军动向。

十月，武汉沦陷。

沈砚清没有撤走。他留了下来，在日占区继续工作。

民国二十八年春天，他在一次任务中牺牲。

事情是这样的：他和一个女同志假扮夫妻，潜入武昌城里执行一项情报传递任务。女同志姓方，叫方若棠，是个年轻的**员，身边还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那是她和另一位牺牲同志的骨肉。

组织上本来建议她把孩子留在后方，但方若棠坚持要带着。她说：“有孩子在，更像一家人，伪装的力度更强。”

她说得对。带着孩子的确更像——沈砚清和方若棠在武昌城里租了一间小房子，沈砚清扮作药材商，方若棠扮作他的妻子，孩子是他们的儿子。街坊邻居都夸这一家子好，说沈老板有福气，媳妇贤惠，儿子虎头虎脑的。

这次任务持续了将近两个月。

两个月里，沈砚清多次出城传递情报，又安全返回。方若棠负责电台联络，孩子则由一个本地的老太太帮忙照看。

一切都很顺利。

直到——又是内奸。

潜伏在日伪内部的一个同志暴露了，日军的宪兵队顺藤摸瓜，查到了沈砚清这条线。

那天夜里，枪声响起来的时候，沈砚清正在灯下整理最后一批情报。

他没有犹豫。

他把情报全部塞给方若棠，让她带着孩子从后门走。方若棠不肯，他说：“你带着情报走——你比我有经验，但到底身手不如我，我留下来，能拖他们更久。”

方若棠看着他，眼眶红了。

但她点了下头，行了个军礼，换了身衣服，抱着孩子头也不回的从后门离开。

夜色淹没了她，也保护了她。

沈砚清一个人留在那间小房子里，把门从里面闩上，把桌子推到窗户下面当掩体，手里握着一把只有七发子弹的驳壳枪。

他确实身手不错，宪兵队的人冲进来的时候，他打光了七发子弹，身中三枪时还打中一人，一共击毙四人，伤不知多少人。

子弹从胸口穿过去时，他感到自己没了力气，开始往后倒。

他发觉宪兵队来的人有一个好像很眼熟，他在组织里见过。

天还没亮，远处有狗叫声传来，他已经看不清了。

他不知道那人是叛徒还是还藏着的战友，但他快死了，是什么都和他没关系了。

他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八岁那年从树上摔下去砸坏了林蕴玉的花。

想起十一岁离开国内的时候给她留下的纸条。

想起被他连累死的父亲。

他不是个好人，但是个好父亲。

他也不是个好儿子，但勉强应该算一个好人。

都怪这世道。

他又想起林蕴玉。

幸好没让她等。

希望她还在哪里活着吧，如果活到胜利，她也许就能光明正大的读书了。

如果她还活着……

沈砚清死了。

宪兵队把他扔在了城外的一个荒坡上，和其他七零八落的尸体混在一起。

他也没有全尸，他们翻遍了他的衣服，甚至挖开了他的血肉，试图翻找可能被他藏起来的情报。

他的屋子也没有被放过，边边角角都被翻找过了。

方若棠后来安全地撤了出去，情报也送到了。

她后来得知沈砚清的遭遇，总觉得愧疚。

她拜托还在那里的战友找机会给沈砚清收尸，但战友说没有找到。

那一片全都是尸骨，也无从找起。

她只能带着这遗憾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