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萍和别人疯跑了一阵，脸蛋红扑扑地又跑回来找南雁，带着一股子莫名的焦虑，凑近了压低声音嘟囔道：“反正…反正你自个儿小心点！大家都这么说……他跟咱们，压根儿就不是一路人！井水不犯河水才好！”

“不是一路人，就不能坐同桌了？”南雁终于抬起头，目光落在刘小萍脸上，带着点认真的劲儿，像在问一道算术题，答案明明摆在那里，还要你自个儿说出来。

刘小萍被问得噎住了，嘴巴张了张，那句“当然不能”卡在喉咙里，怎么吐都觉得不是味儿。

她猛地想起去年，自己还跟隔壁班那个叫王芳的女生坐过同桌。

王芳她爸是劳改犯，全校的孩子都像避瘟神一样躲着她，朝她吐唾沫星子。

可南雁呢？照样跟王芳一起走，有说有笑，帮她捡掉在地上的铅笔头。

那时候，谁提过“不是一路人”这种话？怎么现在对着一个头发卷卷、脸白白的陌生男孩，这话倒像真理似的挂在了嘴边？

刘小萍越想越糊涂，只好含糊道：“这……这可是我妈亲口说的！矿上的人，哪个待见洋人？你忘了咱矿上退休的老书记了？当年在朝鲜，跟洋鬼子真刀真枪干过！腿上挨的枪子儿，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他直抽冷气，哼哼唧唧骂娘！那恨，是刻在骨头里的！”

南雁没再追问下去，把目光收了回来，重新落在面前的课本上。

她知道刘小萍说的都是实情——这矿区里的工人，十个里头有八个是从部队转业来的，说起洋人，身上都带着硝烟味和伤疤。他们眼里的戒备和敌意，比矿道里的瓦斯还浓。

谁又能忘呢？

忘不了八国联军的铁蹄踏破北京城，忘不了日本人的刺刀挑开老百姓的肚肠，忘不了鸭绿江那边震耳欲聋、烧红半边天的炮火……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八个字，如同烧红的铁钉，一代又一代，生生楔进了这片土地上每个人的骨髓深处，成了流淌在血液里的本能，谁也拔不出来，谁也不觉得需要拔出来。

可南雁心里，就是梗着一块东西，硌得慌。

谢承景，那个坐在她旁边、头发颜色像秋天枯草一样的男孩，他哪里像那些故事里青面獠牙、杀人放火的敌人了？敌人的眼睛，会那样小心翼翼地、带着点怯生生的光看着你吗？

敌人的手会在不小心碰到你胳膊肘时，像被烫了一样缩回去，然后低低地说一声“对不起”吗？敌人的课本会包得那么整齐，连书角都不带卷的吗？

南雁想不明白这些事，索性不去想了。她低头继续抄写课文，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像秋天的树叶落在水泥地上。

接下来的几节课，谢承景始终沉默着，沉默得像一块石头。

上课铃响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坐直的。脊背挺得笔直，像根绷紧的弦，眼神死死地盯着黑板，好像要把老师写的每一个字都刻进脑子里。

他记笔记的样子，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专注。字是工整的楷体，一笔一划，横平竖直，绝不潦草敷衍，竟比班里大多数龙飞凤舞、鬼画符似的字迹都要端正清晰许多。

南雁偶尔侧目瞥见，心里也会掠过一丝诧异：这人的字，怎么写得比我还规矩？

老师提问时，他从不主动举手，像要把自己缩进无形的壳里。

偶尔，那带着命运裁决意味的点名声落到他头上，他会先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轻轻响一声，然后才开口说话。

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惊动什么，回答问题倒是都对，只是那声音里总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隔了一层薄纱，朦朦胧胧的，让人听不真切。

下课铃一响，那被压抑的喧闹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淹没教室。

孩子们欢呼着、推搡着，像一群脱缰的野马涌向门外，走廊上、尘土飞扬的操场上，立刻充满了粗野的叫喊、放肆的大笑和追逐打闹的脚步声。

热闹是他们的。

谢承景要么坐在座位上看书，一页一页地翻，翻得很慢，像是在数每一行字；要么走到教室门口，靠着门框站着，两手插在裤兜里，看着别的孩子打闹。

他的眼睛是黑色的，黑得很深，深得像矿区下面的巷道，里面沉沉浮浮着一些他拼命想掩藏、不愿示人的东西。

南雁注意到，那眼神里有疏离，还有一种她看得懂的羡慕——那是站在人声鼎沸的岸边，看着水中嬉戏的鱼群，渴望融入却又畏惧水温、只能踟蹰不前的羡慕。

南雁自己也不是个多话的人。她与谢承景这对同桌，大部分时间都像两条永不相交的轨道，各自运行在自己的世界里，隔着那本摊开的课本，泾渭分明，互不侵扰。

她做题时，能听见旁边传来轻轻的翻书声，那声音很轻，轻得像老鼠啃纸箱；她收拾文具时，眼角余光瞥见他如何将课本按科目、大小，一丝不苟地码放整齐，大的在下，小的在上，边角对得如同刀切斧凿，严整得如同军营里叠出的“豆腐块”被子。

只是偶尔，一些细微却易被忽略的瞬间，会像尖锐的芒刺，细细密密地扎进南雁的眼底，也扎在她心上。

比如有调皮的男孩故意从他身边跑过，假装没看见，肩膀狠狠撞上他的桌角，铅笔盒“哐当”一声摔在地上，铅笔、橡皮、尺子散了一地。

谢承景会飞快地蹲下去捡，动作快得像受惊的兔子，攥着铅笔盒的手指节节泛白，微微发抖。

他自始至终，不发一言，只是沉默而急促地将东西一样样捡起，放回盒内，扣好盖子，然后坐回原位，重新翻开书本，仿佛刚才那场羞辱性的风暴从未发生。

可南雁看得分明，他那双放在膝盖上的手在无法控制地颤抖，持续了好一会儿才渐渐平息下去。

又比如，有人在他背后，故意捏着嗓子，怪腔怪调地学他说话，把“谢谢”说成“下下”，把“老师”说成“老西”，那刻意扭曲的滑稽腔调，总能引来周围一阵带着恶意的哄堂大笑。

每当这时，谢承景会把本就抿紧的嘴唇抿得更用力，用力到唇线发白，像一条拉得过紧即将崩断的细线。

耳根处会迅速漫上一层滚烫的红晕，红得如同要滴出血来。

但他始终没有回头，没有争辩，只是将本就挺直的脊背挺得更直，像一根宁折不弯的旗杆，直挺挺地钉在座位上，承受着那无形的箭矢。

南雁懂那种感觉。她小时候走路不利索，有人在她身后学她，一瘸一拐的，嘴里还“哎哟哎哟”地叫。

她也这样，把眼泪憋回去，假装没听见，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可心里的委屈像潮水一样往上涌，涌到嗓子眼，又硬生生咽下去，咽得胸口疼。

她懂，所以她更不好受。

下午的美术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下“我的家乡”四个大字，粉笔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倒也有几分亲切。

李老师拍了拍手，让孩子们安静下来，笑着说：“大家都画自己熟悉的地方。矿区的井架、家里的红砖房、门口的大槐树，啥都能画，不要怕画不好，画出心里的样子就行。”

孩子们立刻来了精神，翻蜡笔的翻蜡笔，铺画纸的铺画纸，教室里响起一片“沙沙沙”的声音，像春天的蚕在吃桑叶。

有的画矿区高高的井架，用黑色蜡笔涂出矿堆，红色蜡笔点上信号灯，虽然线条简单，歪歪扭扭的，可看着就有一股子热气往上冒。

有的画家里的小院，院里有鸡窝，有晾衣绳，还有坐在门口纳鞋底的妈妈，画得热闹又温馨，像过年时贴在墙上的年画。

南雁低下头，用铅笔勾出家门口那棵老槐树的轮廓。她画得很慢，一笔一笔地描，树干的纹路，树枝的走向，连树皮上那个小时候爬树摔下来磕出的疤都画上了。

正画着，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嚷嚷，像一盆冷水泼过来：“哎！你们快看谢承景画的啥玩意儿！跟咱们这疙瘩根本八竿子打不着！”

是张强。那混小子坐在谢承景后头，惯爱惹事生非，方才上课时还偷偷揪扯谢承景那与众不同的卷发取乐。

谢承景的头发比矿区的男孩们长些，皮肤又白，张强那伙人便总阴阳怪气地叫他“假丫头片子”，叫完了便爆发出一阵乌鸦聒噪般的哄笑。

几个半大小子立刻像闻见血腥的苍蝇，“呼啦”一下围了过去，伸长脖子，像围观什么稀奇的物件似的，随即爆发出更肆无忌惮的哄笑，笑得前仰后合，唾沫横飞。

“哈！这啥房子？尖顶的，跟个坟包插了避雷针似的！还画彩玻璃？当是城里的洋教堂啊？做梦呢！”一个咧着嘴，露出参差的黄牙。

“就是！瞅瞅这花儿！咱这矿渣坡上，除了狗尾巴草和灰灰菜，还能长出这金贵玩意儿？净瞎编胡画！糊弄鬼呢！”另一个附和着，手指几乎戳到画纸上。

那笑声如同生了锈的钝刀子，一刀一刀，带着恶毒的嘲弄剜割过去。

南雁看见谢承景的脸“唰”地一下涨得通红，红得像刚从炉膛里夹出的烙铁，连耳廓尖都透出灼人的血色。

他猛地伸出手臂，想将那承载着隐秘乡愁的画纸死死捂住，动作太急太慌，手腕骨“咚”地一声重重磕在坚硬的桌角上，疼得他眉头紧蹙。

握在手中的铅笔也脱手而出，“骨碌碌”滚落到布满灰尘的水泥地上。

他那双黑眸子里，瞬间溢满了被当众扒光般的窘迫，以及一丝被野蛮侵犯后压抑着的怒意，那怒意如同幽暗矿井里一闪即逝的电石火光，明明灭灭。

可他依旧死死咬住下唇，咬得几乎要渗出血来，硬是没让一丝声音从齿缝里漏出。

南雁的目光掠过那片狼藉，落在那幅饱受嘲弄的画上。

浅灰色的尖顶小楼，带着一种异域的安宁。彩色玻璃窗上，细细描画着繁复精致的花纹，虽非教堂那般肃穆，却也透着几分家常的暖意。

院子里，一丛丛绣球花正开得蓬勃，淡蓝、淡紫的花瓣被一层层耐心地涂抹出来，晕染过渡，看得出下笔时的珍重与用心。

连窗台上那个小小的花盆都未曾遗漏，盆里几株绿油油的植物舒展着，看叶形，像是几棵青翠的芫荽。

整幅画线条流畅，细节生动，与她所见的任何一幅矿区孩子的涂鸦都截然不同。

那画纸背后，藏着一个被强行撕裂、流落他乡的孩子，对故园每一寸草木、每一缕气息的刻骨眷恋。

这份用心，这份深藏笔端、几乎要破纸而出的思念，但凡有眼有心，谁又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