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语气停顿了一下，与艾米莉亚的目光对视：“当然，机会也仅有这一次。”

维克多走向酒柜，取出两个水晶杯和一瓶威士忌。他倒了两杯，将其中一杯推向艾米莉亚的方向。艾米莉亚没有接，她只是把枪放在桌面上——没有收回，但也不再将枪口对准他。她在维克多对面坐下，双手交叠在膝上，以一个审讯者的姿态等待着。

维克多并不在意她的冷淡。他端起自己的酒杯，抿了一口，然后靠着椅背，目光似乎投向了遥远的时光深处。

“二十五年前，”他开始了讲述，声音比之前低了半个调，“亚历山大·雷蒙德还只是芝加哥街头的一个无名小子。”

他的讲述缓慢而细致，像是在翻开一本被尘封已久的旧相册。

亚历山大的父亲是个码头工人。那是芝加哥码头最混乱的年代，工会与资方之间的冲突几乎每周都在上演。在一次罢工冲突中，防暴警察的警棍夺走了那个勤劳工人的生命。亚历山大那年十二岁。他的母亲在丈夫死后不到一年就改嫁了，嫁给了一个开杂货铺的男人。继父表面老实，却是个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混蛋。他会因为继子多吃了一口饭就破口大骂，会因为亚历山大不小心打碎一个瓶子就让他整夜跪在仓库里。

母亲没有保护他。或者说，她没有能力保护任何人，连她自己都活在继父的阴影下。两年后，母亲在生下又一个孩子后因为产后感染去世。继父把两个孩子——亚历山大和还在襁褓中的那个婴儿——扔给了那个酗酒的叔叔。

叔叔是个真正的烂人。他可以喝掉自己身上最后一分钱，然后逼两个孩子在寒冷的冬天出门讨钱。讨不够，就不能进门。那天夜里，芝加哥的温度降到了零下二十度，亚历山大抱着发着高烧的弟弟在门外的台阶上坐了一整夜。弟弟的额头烫得吓人，小脸烧得通红，呼出的气息微弱得像一阵风。

十六岁的亚历山大没有哭。他只是抱紧弟弟，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他。天亮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带着弟弟跑了。

那个弟弟，就是维克多。

“不是亲生的。”维克多重複了一遍这句话，眼神变得柔软，“但在我心里，他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没有他，我活不过那个冬天。”

从那时起，两个无依无靠的少年开始在芝加哥街头讨生活。亚历山大什么都干过——给人跑腿送东西，在码头扛货，帮人看店，替小商铺跑业务。他从不挑活，只要能换来一口吃的，什么脏活累活都接。但他有自己的底线——他不碰违法的事。因为他见过太多人在街头走上歧路，那些人最终都像垃圾一样被丢弃。

凭借过人的头脑和胆识，亚历山大逐渐在商界站稳了脚跟。他十八岁那年，替一个小老板识破了一个商业骗局。不是靠关系，是靠脑子。那场博弈他一个人对抗一个诈骗团伙，被威胁过、被打过，但最终那个团伙被他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小老板感激涕零，从此以后对他言听计从。

那是他事业的起点。二十二岁时，他已经有了一家自己的小公司。二十五岁时，他的公司吞并了当初那个诈骗团伙的资产。三十岁时，他的业务覆盖了半个芝加哥。

四十岁时，他成了整个芝加哥商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

“但他立下了规矩。”维克多端起酒杯，酒液在灯光下折射出琥珀色的光泽，“不碰非法生意，不贿赂官员，不压榨员工。这些规矩让哥哥在商界中显得格格不入，但也为他赢得了某种意义上的尊重。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而是一个有原则的企业家。”

“规矩是哥哥定的。”维克多放下酒杯，声音突然冷了下来，“但企业大了，就难免有人想要破坏规矩。半年前，我们内部出现了另一股势力。他们想要涉足灰色产业——那些利润太高了，高到让某些人愿意铤而走险，哪怕明知道哥哥的态度。”

“哥哥不同意。”维克多的声音低沉下去，眼中闪过一丝锋利的光芒，“于是就有了那场袭击。”

“你是说，有人要杀他？”艾米莉亚终于开口，她的声音比预想中平静。

“那批商业谈判，”维克多的指节在桌上轻轻叩了一下，“从头就是一个陷阱。有人出卖了我们的行踪，然后伪装成竞争对手的袭击。哥哥的车队在穿过地下通道时遭到伏击，两辆车被炸毁，四名跟随他超过十年的亲信当场毙命。哥哥本人在爆炸中坠入芝加哥河，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

“那帮人试图趁机接管集团。但我还在。”维克多嘴角浮现一抹冷笑，但那笑意中没有任何温度，“我没死，所以他们拿不走任何东西。那些直接参与伏击的人，已经处理干净了。”

“你把他们送进了监狱？”艾米莉亚下意识地问，语气中带着职业性的审视。

“我让他们消失了。”维克多的回答滴水不漏，“就像他们想让哥哥消失一样。”

艾米莉亚看着面前这个戴着金丝眼镜、文质彬彬的男人。他说话的时候语气平缓，甚至带着某种文人般的斯文气，但话里的内容却冷得让人发毛。这样的人，比那些满脸横肉的打手危险一百倍。但她没有质问的立场——此刻在这里，她的身份已经模糊了边界。

“那些人现在在哪里？”她问了一个自己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

“已经接受法律的制裁了。”维克多给了她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然后语气一转，“但是他们背后的那只手，到底是谁的，我们还没有头绪。”

他站起身来，在办公室里缓缓踱步，西装裤腿在地毯上发出细微的摩擦声。

“哥哥失踪之后，我几乎把芝加哥翻了个底朝天。我找到了被炸毁的车的残骸，找到了河岸上的血迹，甚至找到了哥哥的一只鞋。但是找不到他的尸体。我一度相信他还活着——因为我了解他，他是我见过最坚毅的人。”

“只是我怎么也找不到他——直到那天晚上，在擂台赛上。”

维克多转过身来，看着艾米莉亚的眼睛。

“当我看到他的那一刻，我以为那又是他的计划。你知道哥哥最擅长什么吗？谋略。他总是能在所有人都以为他输定了的时候，翻出一张没人知道的底牌。所以我觉得，他假装失忆、潜入警局，一定是某个我们都看不透的大计划——从内部获取情报，等时机成熟再夺回自己的位置，或者顺藤摸瓜揪出幕后那只手。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谁会想到商业帝国的掌门人藏身在芝加哥警局里？我当时差点站起来给他鼓掌。”

“但是雷是真的失忆了。”艾米莉亚平静地说。

维克多停住了脚步。那种从容的笑意终于从他脸上消失了。

“对。他是真的失忆了。”他坐回椅子上，像是一个打了败仗的将军，“确认这一点以后，我找来了全美最好的神经科专家。他们都说了同一个答案——医学上的干预手段极其有限，只能等待。但等待什么呢？没有人知道。况且——”

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艾米莉亚第一次看到这个男人露出疲惫的样子。

“我们没有时间等待。那只看不见的手还在暗处，随时准备趁我们不备击垮我们。背后那人既然能渗透到我们的组织内部，买通跟随哥哥多年的亲信，那就说明他的能量远在我们之前的估计之上。我查到了一些线索，但每一条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他重新戴上眼镜，目光锐利地看向艾米莉亚：“芝加哥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