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里只有一盏台灯亮着。灯光将雷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身后的书架上，弯曲成一个沉默的轮廓。他面前摊着那份刚送来的会议记录，密密麻麻的文字被台灯照得泛黄。他已经从头到尾看了两遍。

汇报的手下是一个不起眼的年轻人，穿着普通的维修工制服，站在书桌前，垂手而立。他已经把会议的主要内容都汇报完了，但汇报结束后没有像往常一样退下，而是杵在原地，欲言又止地看着自己的鞋尖。

“维克多的状况怎么样？”雷翻过一页记录，没有抬头。

“医生说先生生命体征平稳，暂无生命危险。但苏醒时间——”手下顿了顿，“无法预估。”

雷的手指在纸页边停了一下。很短的一瞬间，短到如果不是一直盯着他看就根本察觉不到。然后那根手指继续翻页，动作平稳如初，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嗯。”他说。

一个字的回复。冷静，低沉，不带多余的情绪。

手下还没有走。他的鞋尖在地毯上蹭了蹭，手指抠着裤缝，嘴唇翕动了好几次才终于鼓起勇气。

“您……您不问问艾米莉亚小姐的情况吗？”

书房里的空气在一瞬间凝固了。

雷的手指停在半空，悬在纸页上方。台灯的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的瞳孔在那一瞬间急剧收缩——那种变化如此剧烈，以至于他刚才所有的克制和从容像一层薄冰一样碎裂开来，露出了底下汹涌的暗流。他手中的纸张边缘被捏出了一道细微的褶皱。

但很快，短得几乎让人以为是错觉，那些裂痕就被抹平了。他的手指重新落在纸页上，肩膀微微沉下去，声音恢复了那种波澜不惊的低沉。

“她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

他知道。他当然知道。他派了三个人轮班盯着芝加哥警局的拘留所，每隔两个小时就会收到一份关于她状况的汇报。他知道她被审讯了多少次，知道审讯她的人换了三批，知道她的律师申请被一拖再拖，知道她昨天在审讯室里因为没有喝水而喉咙发炎，知道她今天凌晨在牢房里坐了整整三个小时没有睡觉。

他什么都知道。

所以他才不让人提起她。

因为每听到一次她的名字，他就要压住一次冲进警局把她抢出来的冲动。那种冲动像一只困在笼子里的野兽，在他的胸腔里横冲直撞，每时每刻都在嘶吼。而他要维持笼子的门——用理智，用计划，用“现在出手会功亏一篑”这个冰冷的理由。

“继续盯着。”他说，声音平稳得连自己都佩服自己，“有任何异常直接向我汇报。”

手下暗暗松了一口气，如蒙大赦般地退出了书房，把门轻手轻脚地带上。

雷独自留在书房里。那份会议记录还摊在面前，但他已经没有在看了。他靠在椅背上，抬手按了按眉心。台灯在他低垂的眼睫下投出两小片阴影，藏住了他所有的表情。

一个昏迷不醒的兄弟。一个身陷囹圄的爱人。一群在会议室里虎视眈眈的豺狼。

而他——亚历山大·雷蒙德，芝加哥商业帝国真正的掌控者——此刻只能坐在一间被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的书房里，什么都不能做。因为他还“失踪”着，因为他没有恢复记忆，因为他一旦露面，那只看不见的手就会在他还没来得及行动之前，再次掐向他的咽喉。

不，不是“因为”。是“为了”。为了找出内鬼，为了揪出那只手，为了让艾米莉亚的牺牲不会白费——他必须忍耐。

他放下手，睁开眼睛。

雷的目光落在桌上另一份单独标注的资料上。那是关于达里奥·马尔凯塞的。物流分公司负责人，那个在会议上公开叫嚣分家的人，那个屡次违反规矩、染指灰色业务的人。资料末尾附着一张达里奥近期的行踪记录——他与底特律方面的联系频繁得不像话，甚至有两次，他出现在了那些与警察系统有关联的财务中间人的办公室附近。

雷的手指在达里奥的照片上点了一下。

黑暗中，他的眼睛反射着台灯的光芒，像两块被打磨得极其锋利的冰。那种神情在他失忆后几乎从未出现过，但那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不需要记忆也能苏醒。

快了。他能感觉到那只看不见的手在黑暗中躁动，能感觉到那个人快要按捺不住了。就像维克多中枪一样，对方已经足够大胆，已经开始不计后果地出手。而冲动，就是最大的破绽。

“再等等，”他对着空无一人的书房低声说，像是在对某个人说话，也像是在对自己许诺，“再等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