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彩霞家出来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

三月的阳光不算毒辣，但晒在身上也有了些许热度。顾深站在车旁，把外套脱下来搭在手臂上，掏出一根烟点上。烟雾在无风的空气里笔直地上升，在他头顶散开成一团淡蓝色的云。他的脑子里还在回放王彩霞刚才那些话——“那个人给了我一个信封”、“纸条上写着开庭那天要说的那些话”、“我不能让我儿子丢了工作”——每一句都在他脑海里反复播放，像一段被设置了循环模式的录音。

沈夜舟没有跟着下来。他从王彩霞家出来后直接下了楼，一句话没说，走到路边的一棵槐树下站住了。此刻他还站在那里，背靠着树干，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揉着自己的太阳穴，像是在缓解某种持续的、无法摆脱的疼痛。他的大衣仍然敞着，里面的家居卫衣领口歪到了一边，他没有去整理。

顾深抽完一根烟，把烟蒂在路边的垃圾桶上按灭，扔了进去。然后他走到槐树下，站在沈夜舟面前。

“你吃东西了吗？”他问。

沈夜舟放下揉太阳穴的手，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短暂的茫然，好像在消化这个问题的意思，然后他摇了摇头。

“从昨晚到现在？”

“咖啡算吗？”

“不算。”

沈夜舟嘴角动了一下，算是笑。“那没有。”

顾深看着他——苍白的脸色，眼底的青黑，干裂的嘴唇，微微发颤的手指。这不是一个“有点饿”的人，这是一个正在被低血糖和疲劳双重夹击的人。他想了想，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又看了看周围的环境。翠屏路是老城区，沿街都是些小店铺——五金店、杂货铺、裁缝店，但往前走几百米有一个十字路口，路口那边有一排餐馆。

“走吧，”顾深把手机放回口袋，“先吃饭。”

沈夜舟没有推辞。他可能已经没有力气推辞了。他推开树干，身体微微晃了一下才站稳，然后跟着顾深朝十字路口走去。两个高大的男人走在翠屏路狭窄的人行道上，一前一后，中间隔了半步的距离。午间的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并排着，交叠着，又在某个路口分开了。

十字路口西南角有一家小餐馆，门面不大，招牌上写着“老地方家常菜”六个字，霓虹灯管坏了一半，“常”字不亮了，变成了“老地方家菜”。顾深在门口站了一下，往里看了一眼——店不大，六七张桌子，中午时分只有两桌客人，空气里飘着青椒炒肉和米饭的香气。他推开门，示意沈夜舟先进去。

餐馆老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胖男人，穿着油腻的围裙，正在柜台后面看手机。看到有人进来，立刻站起来，热情地招呼：“两位？里边坐，里边凉快。”他指了指靠窗的位置。

顾深和沈夜舟面对面坐下。老板递过来两份塑封的菜单，又倒了两杯大麦茶，茶汤颜色很深，大麦的焦香味在这个简陋的小店里弥漫开来。

顾深翻开菜单，快速扫了一遍。红烧排骨、回锅肉、鱼香肉丝、酸菜鱼、麻婆豆腐、清炒时蔬——都是这个城市最普通的家常菜，没有什么出格的东西。他点了一份回锅肉、一份麻婆豆腐、一碗米饭，然后把菜单递还给老板，看向沈夜舟。

沈夜舟也在看菜单。他把那两页塑封纸翻来覆去地看了两遍，眉心微微拧着，像是遇到了什么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片刻后，他合上菜单，抬头对老板说：“一份西红柿炒鸡蛋，不要放葱，不要放蒜。一碗米饭。”

老板愣了一下，大概在这个小店里很少有人提这么具体的要求。但他很快点了点头，在本子上记了下来，转身去了后厨。

顾深端起大麦茶喝了一口。茶已经不太烫了，温吞吞的大麦味在口腔里散开。他把茶杯放下来，目光落在沈夜舟身上。沈夜舟正侧头看着窗外。窗户外面是翠屏路，一个骑电动车的女人载着放学的孩子从窗前经过，孩子背着粉色书包，手里举着一根棉花糖。他的目光追着那对母子看了几秒，然后收回来，落在自己面前的茶杯上。

“你不吃肉？”顾深问。这不是一个需要太多观察力才能得出的结论。西红柿炒鸡蛋是菜单上为数不多的纯素菜，不要葱不要蒜的要求进一步排除了五辛。他在沈夜舟的办公室里从来没有注意过他的饮食习惯，但现在回想起来，之前在局里吃工作餐的时候，沈夜舟确实总是夹素菜，偶尔碰一下肉菜也只是拨到一边。

沈夜舟没有立刻回答。他的手指在茶杯的杯沿上画了一个半圆，然后停下来。“十五年。”他说，“十五年没吃了。”

“为什么？”

沈夜舟把茶杯端起来，没有喝，只是捧在手心里，感受着杯壁传来的温度。他的目光落在杯子里深褐色的大麦茶上，像是在那里面找什么东西。

“福利院的伙食不好。”他说，声音不大，但桌上只有他们两个人，不需要更大，“肉很少，一周可能有一次，每次每人分到的不超过三块。但那三块肉，从来轮不到我们这些‘101以后’的孩子。先给001到020，那些健康的、漂亮的、有希望被领养的孩子。然后是021到100，那些身体有残缺但‘还有救’的。剩下的——”他喝了一口茶，像是在润湿干涩的喉咙，“101以后的孩子，分到的只有汤。”

顾深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一下。一下，两下，三下。

“我母亲死后，我被送到福利院。第一天吃饭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规矩。我排在前面的孩子后面，看到他们端走了有肉的餐盘。轮到我的时候，餐盘里只有青菜和米饭。我问厨房的人，为什么我没有肉。厨房的人看了一眼我手腕上的编号——126——然后说，‘你不吃这个。’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保育员。保育员姓王，叫王彩霞。”沈夜舟把目光从茶杯上移开，看向窗外又一辆驶过的电动车，“她说，‘孩子，这里没有你的肉。’”

顾深的叩击停止了。

“后来我就不吃了。”沈夜舟的语气变得平淡起来，像是已经把这个故事讲了很多遍，讲到每一个字都不会再引起情绪波动，“一开始是不想吃，后来是不能吃。每次看到肉，我就会想起那个餐盘，那个编号，那个厨房的人说的‘你不吃这个’。再后来，身体就习惯了。闻到肉味会反胃，吃到嘴里会想吐。医生说这是心理性的，可以治疗。我没有去治。”

老板端着菜从后厨走出来，打断了这个对话。一盘回锅肉，油亮亮的，肉片在青椒和蒜苗之间卷曲成诱人的弧度。一盘西红柿炒鸡蛋，黄红相间，没有葱没有蒜，干净得像一幅简笔画。两碗米饭，热气腾腾。

老板把菜放下，说了句“慢用”，转身走了。

顾深拿起筷子，夹了一块回锅肉放进嘴里。肉炒得不错，五花三层，肥而不腻，豆豉和豆瓣酱的香味炒透了，在口腔里层层释放。他嚼着肉，看着沈夜舟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西红柿，放进嘴里，慢慢地嚼。

两个人就这么面对面吃着饭。一个吃肉，一个吃素。一个吃的是这个城市最普通的家常味道，一个吃的是一种持续了十五年的、与饥饿无关的习惯。

吃到一半的时候，沈夜舟忽然放下了筷子。他的筷子搁在碗沿上，米饭还剩大半碗，西红柿炒鸡蛋也剩了一半。

“怎么了？”顾深抬头看他。

“吃饱了。”沈夜舟拿起纸巾擦了擦嘴角，动作很轻。

顾深看了看他那碗几乎没动的米饭，又看了看沈夜舟的脸。他说“吃饱了”，但眼底的青黑色和嘴唇的颜色出卖了他。这不是吃饱了，这是身体已经习惯了长期的饥饿和营养不良，胃已经缩小到了只能容纳很少的食物。一个正常人不会在连续高强度工作、几乎一夜未眠之后只吃这么一点东西。

顾深没有拆穿他。他低下头，吃完了自己碗里的回锅肉和米饭，又把麻婆豆腐拌着最后几口饭吃完了。他吃饭的速度不慢，但吃得很干净，碗底没有剩一粒米。这是他在警校养成的习惯——不是因为珍惜粮食，而是因为规律的生活和严格的训练让他的身体学会了在任何情况下高效地摄入能量。

吃完饭，顾深掏出钱包付了账。两菜两饭，一共六十八块钱。老板在找零的时候多看了沈夜舟一眼，大概是在打量这个连葱蒜都不吃的奇怪客人。

他们从小餐馆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一点，阳光从斜上方照下来，在街面上投下建筑物的阴影。翠屏路上的行人比中午多了些，几个穿着校服的中学生骑着自行车从他们身边经过，铃声叮叮当当地响。

两个人沿着翠屏路往回走。顾深的车还停在王彩霞家楼下，他要去开车，沈夜舟的车停在更远一点的地方。他们并肩走着，肩膀之间隔着大约一臂的距离。这段路大约需要走十分钟。

路过一家福利彩票店的时候，沈夜舟忽然停下来，看了一眼店门口贴着的那张巨幅彩票广告。广告上印着一辆豪车和一栋别墅，上面写着“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他看了两秒，然后继续往前走。

“你信这个？”顾深问。

“不信。”沈夜舟说，“但我小时候买过。福利院旁边有一家彩票店，每周开奖两次。我用攒了两周的零花钱买了五注，想中奖之后把福利院买下来，把那些规矩都改了。”他微微侧头看了顾深一眼，嘴角带着一种自嘲的弧度，“没中。”

顾深想象着那个画面——一个十五岁的男孩，手腕上系着红绳，遮住一道被碎玻璃划出来的疤。他用两周的零花钱买了五注彩票，攥着那张薄薄的纸，在开奖的那个晚上蹲在福利院走廊的角落里，听着收音机里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被念出来。每念一个数字，他的心就提起来一点。念到第三个的时候，他的心落了下去。没有中。他把彩票揉成一团，塞进口袋里，没有扔。那张彩票大概还在那个铁皮盒子里，和塑料纸、和蝴蝶、和母亲的照片放在一起。

“你后来没有想过把那些规矩改掉？”顾深问，“用别的方式。”

沈夜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加快了脚步，走到顾深前面去了。

两个人走到王彩霞家楼下，顾深的车停在路边。沈夜舟的车在更前面一个路口，他朝那个方向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转过身。

“顾深。”

“嗯。”

“你今天问我不吃肉的原因。我告诉你了。但你知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重新开始吃肉的？”

顾深摇头。

“去年。”沈夜舟说，阳光照在他脸上，让他的表情看起来比实际上更柔和，“去年的某一天，我在外面吃饭，点了一份西红柿炒鸡蛋——不要葱不要蒜，和今天一样。吃到一半的时候，我想起了福利院的餐盘，想起厨房的人说的‘你不吃这个’。然后我想到了一个人。”

“谁？”

“你。”沈夜舟的语气很平，平到不像是在说一件重要的事情，“我想起十五年前，有一个男孩蹲在我面前，递给我一颗糖。他说，‘给你。’不是施舍，不是同情，不是‘你不吃这个’——是‘给你’。那颗糖是草莓味的，塑料纸是红色的，上面印着一只卡通兔子。”

他停顿了一下。

“我想，那个男孩觉得我是配吃一颗糖的。那我大概是配的。”

顾深站在原地，看着沈夜舟转身走了。他的大衣下摆在行走中轻轻摆动，步伐不急不缓，和第一次走进案发现场时一模一样。但顾深知道他不一样了。他说出了那个故事。关于肉，关于“你不吃这个”，关于那颗糖。这些话他在心里藏了十五年，今天终于说出来了。

不是对心理医生说，不是对养父说，不是对任何“应该”听这个故事的人说。是对顾深说。是在一个油腻的小餐馆里，在一盘西红柿炒鸡蛋的热气中，在用六十八块钱买单的普通午饭后，站在一条叫翠屏路的街道上，说出来。

顾深走到车旁边，拉开车门，没有坐进去。他靠在车门上，看着沈夜舟消失的方向，看了很久。

他想起沈夜舟还回来的那颗糖。草莓味的，红色塑料纸。他一直没有拆开，一直放在口袋里。他忽然很想把它拆开，吃掉。不是因为想吃糖，是因为他想知道，那颗糖是不是还是十五年前的味道。他想知道，如果十五年前的那个男孩知道他递给那个孩子的糖会被记住十五年，他会不会多给几颗。

他会不会留下来。

口袋里，那颗糖安静地躺着。塑料纸硌着他的手指，像是在提醒他什么。

顾深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了车子。引擎的振动从方向盘传到掌心，他握着方向盘，看着前方空荡荡的街道，忽然想起一件事——沈夜舟说“我不吃肉”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但他的手指一直摩挲着左腕上的红绳，一下一下，和“你不吃这个”这四个字的节奏一模一样。

他不吃肉，不是因为身体不能吃，是因为那个餐盘、那个编号、那句“你不吃这个”，定义了他在那个世界里的位置——一个不值得拥有三块肉的孩子。他从那个定义里走了出来，成为了犯罪心理学博士、独立顾问、任何他想要成为的人。但他始终没有走出那个定义的方式，就是继续不吃肉。

因为如果有一天他开始吃肉了，就意味着他原谅了那三块肉从来没有到他碗里的日子。而他还没有准备好原谅。

顾深把车驶上主路，汇入午后的车流。后视镜里，翠屏路越来越远，那个小餐馆的招牌——那个“常”字不亮的“老地方家菜”——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了车流和尘埃里。

他的手机在副驾驶座上震动了一下。他瞥了一眼，是沈夜舟发来的短信。

“谢谢午饭。下次我请。”

顾深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然后把手机放回去，没有回复。

他在心里想——下次。这个词意味着沈夜舟默认了他们之间还会有“下次”。不只是因为工作，也可能是因为别的什么。因为一颗糖，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一段关于“你不吃这个”的坦白，和一条没有回复但被反复看了很多遍的短信。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回复。也许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复。说“不客气”太轻了，说“好”又太重了，说什么都不对。所以他选择了沉默。但沉默也是一种回应，一种他能给出的、最接近诚实的回应。

顾深把车停在市局停车场，熄了火，在车里又坐了一会儿。他看着车窗外那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忽然觉得春天来得太慢了。这些树要等到四月才会发芽，五月才会变绿，六月才会有树荫。他不知道等到六月的时候，这个案子会进展到什么程度。不知道沈夜舟还会不会在他的生活里，在他面前吃着西红柿炒鸡蛋，说着“下次我请”。

他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但他知道一件事。那颗糖，他决定不吃了。

不吃了，留在口袋里，留着。就像沈夜舟留了十五年一样。不是为了吃，是为了有一天，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他可以把那颗糖还给沈夜舟，说：“你看，我也留了。”

（第十一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