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尝试为她想象中的“游戏化焦虑体验”设计叙事框架时，江无远卡住了。
她能把故事写得很动人，但如何将故事转化为可测量、可验证的研究设计？如何设定对照组？如何评估体验带来的认知改变是持久的、还是短暂的？
这次她看准了时间，选在贺鸣云没睡觉也没课的时候，给他打了视频电话。
出乎意料，他不在办公室，他在家里。
江无远一眼就看到桌上摆着她买的蒟蒻果冻。“你又偷吃我的零食！”
对方激烈自证：“不是偷吃，这个马上要过期了，我是珍惜粮食，不想浪费。”
“我的巧克力是不是已经被你吃完了？”
贺鸣云顾左右而言他：“打电话来有什么事吗？”
江无远见他耳朵都红了，决定放过他。“我遇到一个方法论的难题。我想借鉴游戏化研究的方法，做一个互动叙事来介入对学生焦虑的认知，但我卡在了实验设计环节。个体的感受是很虚无缥缈、很主观的东西，这种体验性的东西要怎么量化？怎么归因？”
贺鸣云点开她发送的思维导图。他仔细看了会儿，问：“你的核心假设是什么？是‘体验了焦虑视角，能增进理解’，还是‘体验了焦虑视角，能改变后续决策’？两者需要不同的测量方式。”
“后者，但决策改变很难被短期观测，我只能观测决策倾向。”
“嗯，或者观测决策时考虑的因素权重，”贺鸣云摸出个笔记本，也开始画图，“比如，在体验前后，让参与者参与一项模拟的校园心理健康政策的预算分配。看他们对即时心理咨询、长期减压课程、教师培训这几个选项的资金分配是否会产生变化。”
江无远自然地接上：“观测到变化后，可以再用访谈追问原因。但这样的主观性还是太强……”
“所以需要混合方法，”贺鸣云在笔记本上画出三个模块，“前测：焦虑认知量表问卷，简单快速的质性访谈。干预：你准备设计的游戏化体验。后测：同样的量化问卷、政策分配任务、深度访谈。对比前、后测数据，再交叉分析访谈文本，看参与者的认知框架是否改变，分析这种改变如何导致决策的倾向。”
他的思路一如既往的清晰，江无远看着他微微蹙眉的样子，忍不住笑了下。
“怎么了？哪里有问题吗？”
“不是，没什么问题，”江无远托着腮，看着屏幕上他认真的脸，“就是觉得，和我最开始认识的那个量化分析至上主义者相比，贺教授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嘛，不会扯着嗓门儿跟我争论了。”
贺鸣云没料到这个转折，尴尬地假咳了一声。“我什么时候扯着嗓门儿了？我从来不大声喧哗……总之，这个设计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填充，控制组的设置，体验时长，样本选择……你什么时候需要详细方案？”
“不急，我先按这个思路完善一下，下次再请教你，”江无远顿了顿，“贺教授，谢谢你，你的帮助让我很安心。”
“不客气，这个尝试很有挑战，也很有价值。如果卡住了，随时找我。”
他想了想，想让氛围轻松些，又说：“虽然你可能觉得我比较老土，但别忘了，我也是在斯坦福喝过几年洋墨水的。”
这个笨拙的玩笑成功打消了江无远最后一点关于研究的焦虑。她知道，无论她在哪里，无论她在尝试新方法、探索新话题时遇到多大的麻烦，贺鸣云都会一如既往，严谨、认真地，为她校验方向。
*****
很快，江无远作为主讲人，组织了一场小型研讨会，主题是《网红学者在中国：知识传播、公众参与与学术身份的重塑》。
她以自己为例，坦率地分享了在中国的语境下，学术研究与公共传播结合的机遇、挑战和争议。现场反应热烈，许多外国学者对中国学术生态的多样性和活力印象深刻。
讲座后，江无远结识了一位在研究“失败的宅家青年”“平台劳工”的教授，范彦廷。范彦廷也是访问学者，这是他在斯坦福的第三个月。
这个名字江无远是早有耳闻，范教授出道即巅峰，到现在巅峰期也还没过去，在东亚各大高校都任教过，是学术界的当红炸子鸡。江无远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没想到现在他又跑去国立台湾大学了。
江无远对他的研究非常好奇：“我还从来没了解过台湾的外卖骑手情况。”
范彦廷介绍道：“从2010年左右起，台湾的外卖配送行业就开始稳步发展，不过我们没有美团、饿了么，我们主要的外卖平台还是??Foodpanda、??Uber Eats??，还有??foodomo??、??YoWoo这样的本土品牌。”??
“现在外卖从业人员多吗？”
“超过30万人，很惊人的数字吧？不过多数是外包或者兼职。台湾的订单密度比较低，全职外卖骑手的月收入大概在6-8万台币，收入不算高。”??
“我最近几年没有再研究这个话题，给不出精确的数字，粗糙地估计，内地一线城市外卖骑手的月收入大概在8000-12000人民币。其实是属于比较高的收入了，就是很辛苦。”??
范彦廷笑了笑：“我知道，江教授，我看过你读书时发表的论文，其实我是久仰大名了。我的研究方法和你完全不同，我的团队里有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学生，我们用传感器和生物数据研究外卖骑手的压力。”
江无远点点头：“方法冷酷，但结论充满人文关怀。范教授，我才是久闻大名，真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你。”
两人惺惺相惜，约定合作一篇对比两岸平台劳工媒介呈现的论文。
她的分享也吸引了研究公共政策的史密斯教授的注意。史密斯欣赏江无远把学术理论和公共关怀结合的工作，主动提出合写一篇评论，投给《纽约时报》的观点专栏。
史密斯教授说：“中国有丰富的数字社会治理经验，世界需要听到更复杂、更专业的声音。”
这给了江无远很大的鼓励。
被跨学科合作的气氛感染，江无远也开始更频繁地给贺鸣云发消息，更主动地了解他的研究。
江无远悄悄旁听了两门社会学专业的课程，也参加了一些关于社会分层问题的研讨会。虽然贺鸣云一定很感兴趣，但她暂时没告诉他，只悄悄给他转运了一些这边的最新研究文献。
不知为何，这种智识上的亲密，比肢体上的接触更让人羞涩。她暂时还不想让贺鸣云发现，她也正在努力靠近他的世界。
路过社会学院一楼的布告栏，江无远拍了一张照片发给贺鸣云：“看，精细化测量研究代际流动。他们在用行政大数据（税收记录、社保数据）追踪多代人职业、收入的变化轨迹。”
贺鸣云还在睡觉，过了六个小时，回了一篇论文，附言：“是这两年的研究新方向。Raj Chetty就在做大数据研究，研究美国梦的衰退和实现的。”
江无远查了下，Raj Chetty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经济和社会流动的障碍，致力于制定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协助以贫困学生为主的群体克服这些障碍，从贫困走向中产阶级。
贺鸣云当然会关注Chetty的研究，他从来就不是个只想**文的人，他的努力也饱含着对改变现状、帮助弱势群体的渴望。
江无远又发了张照片过去：“我的讲座。”
然后是一张“快夸我”的骄傲小猫表情包。
莫名其妙，对方沉默了半天，才发过来一张西装小猫鞠躬的表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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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旁听了一门关于算法推荐的课，主讲老师在苹果做过产品伦理顾问。他说不是技术导致了偏见，是商业目标一开始就篡改了代码的逻辑。”
贺鸣云的消息很快到达：“没听懂，解释一下。”
江无远一边回忆一边打字：“他给我们展示了真实的产品设计会议记录、A/B测试的伦理争议、算法推荐系统的早期设计文档。有一份APP的内部备忘录明确写到，设计目标就是最大化用户停留时间。他说，当我们批判算法制造了回音壁和茧房时，应该注意到最大的问题不是传播效果，而是代码初始逻辑里嵌入的商业目标，是商业目标这个逻辑在滚雪球。”
贺鸣云很快回复：“所以你在纠结，如果偏见早在设定商业目标时就已经存在了，那么传播学者提出的批判还有什么意义，你们的批判是否只是在追赶既成事实，无法实现更有效的干预？”
他真挺吓人的，总能一眼看穿她的内心。
江无远回复：“是啊，就像是在批判一列早已偏离轨道的火车，觉得意义不大。”
“描述和批判还是有力量的，这是改变轨道所需要的社会压力。不过你可以让工作更前置，在下一个商业模式被写入代码之前，就参与到讨论中去。”
“这我明白，但是这需要我除了传播学，还要懂产品思维，商业逻辑，甚至还要懂一点代码，天呐。”
贺鸣云的回复有些幸灾乐祸：“学无止境啊，江老师。现在大脑前额叶发育完全了，正是学习的大好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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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后的酒会，我什么时候撤合适啊？他们怎么能说这么多话，一点不带停的。”
贺鸣云的回复很无奈：“你居然问我社交问题？”
江无远答非所问：“这个奶酪拼盘还挺好吃的，山姆能不能买到？回国了还有得吃吗？”
贺鸣云也答非所问：“少喝点，别喝醉了。美国男人很奔放的，你离他们远一点。”
“我知道，小看我？我是来发展事业的，不是来猎艳的好吧。”
知识无涯，江无远越游越远，越游越畅快。
贺鸣云为她高兴，为她骄傲。
他相信，当她结束访学回国时，带回来的将不只是几篇论文、一些人脉，而会是一整套被刷新的学术视野、被拓宽的工具箱，以及更清晰、更坚决的自我定位。
自信心，研究热情，这些对学者而言最宝贵的品质，其实是很脆弱的。
年轻学者的心性很容易被不公的待遇、他人的偏见磨损。他很欣慰地看到，那个曾经曾经被简单粗暴贴上“网红”标签的江老师，正在加州的阳光下悄然蜕变。
他希望，他们始终拥有同一座灯塔。
贺鸣云的手指在手机键盘上停滞片刻，又发了一句：“盼归。”
贺鸣云：钟！快给我发点可爱小猫的表情包，急！！
钟若晚：？你谁？敢盗我导儿的号？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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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 加州记事（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