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锁龙穴回来之后，连续两天没有出门。

把自己关在舅公的屋子里，反锁了门，拉上了所有的窗帘。屋里很暗，只有桌上一盏台灯亮着，昏黄的光圈照亮了桌面上摊开的《柳氏水经》和那两块葬玉。我坐在桌前，一遍又一遍地翻看那本书，试图从那些古老的文字和图画中找到更多的线索。

但收获甚微。《柳氏水经》记载了很多关于黄河水文的信息，也记录了一些柳家处理“河患”的案例，但对于葬玉的来历和用途，书中只有零星的提及，语焉不详。我翻遍了整本书，也只找到一段相关的文字：

“葬玉七块，以墨玉琢之，刻符文于其上，分置七穴，以镇河煞。玉在则封印固，玉失则封印弛。慎之，慎之。”

这段话写在书的最后一页，字迹和前面的不同，像是后来补上去的。墨迹已经发褐，纸张也泛黄了，看得出来写了有些年头了。我反复看了几遍，试图从中推断出更多的信息，但这段话太简短了，除了说明葬玉的数量和用途之外，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我合上书，揉了揉太阳穴。窗外传来几声鸟叫，然后又安静了。屋子里很静，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和心跳声。那两块葬玉在台灯的灯光下安安静静地躺着，灰扑扑的，毫不起眼。但我现在知道，它们不仅仅是石头。它们是钥匙，是打开封印的钥匙，也是加固封印的工具。关键在于怎么用。

柳文远说，要彻底解决问题，需要找到另外五块葬玉，然后把它们全部销毁。但怎么找？去哪里找？我毫无头绪。他甚至不愿意多说，就把我赶走了。

我拿起一块葬玉，在灯光下仔细端详。那些细密的纹路在光线下呈现出一种暗沉的色泽，像是干涸的血迹。我用指甲抠了抠，纹路很硬，像是刻在玉的内部的，而不是表面的。我又拿起另一块，对比着看了看。两块玉的纹路不完全相同，但风格一致，像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我把玉放下，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就在这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我睁开眼睛，侧耳倾听。声音又消失了。我以为自己听错了，重新闭上眼睛。但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是敲门声。

不是院门，是屋门。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问了一声：“谁？”

没有人回答。

我犹豫了一下，拉开了门闩，把门打开了一条缝。

门外站着一个人。一个女人，年纪很大了，头发全白了，在脑后挽成一个髻。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斜襟盘扣褂子，黑色的裤子，脚上踩着一双黑布鞋。她的眼睛是闭着的，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像是里面已经没有眼球了。她的手里拄着一根竹杖，竹杖的表面已经被磨得油光发亮。

她站在门口，面朝着我的方向。虽然她的眼睛是闭着的，但我觉得她在看着我。

“你是陈守义的侄子？”她问。声音很苍老，但很清楚，一字一顿的，像是每个字都经过了深思熟虑。

“我是。”我说，“您是？”

“我姓柳。”她说，“村里人都叫我柳三娘。”

柳三娘。我愣了一下。这个名字我听过——在柳文远的嘴里，在陈老栓的嘴里。她是柳家的人，和柳文远是同族。她也是村里唯一一个姓柳的人。

“您找我有什么事？”我问。

“你手里有块玉。”她说。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

我没有说话。

“拿来给我看看。”她说。

我犹豫了一下。但她的手伸着，竹杖拄在地上，稳稳的。我转身回到桌前，拿起一块葬玉——那块颜色较浅的、没有裂纹的——走回门口，放在她的手心里。

她的手很瘦，皮肤像是一层薄薄的蜡纸，包着骨骼和青筋。她的手指触碰到玉的瞬间，我感觉到她的手指微微颤抖了一下。然后她握住了玉，把它举到面前，用拇指抚摸着玉的表面，像是在阅读那些纹路。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说话了。

然后她开口了：“这是你舅公留给你的？”

“是。”

“他有没有告诉你，这是什么？”

“没有。”我说，“但他告诉我，这东西很重要。”

她点了点头。她把玉递还给我，我接过来，放回口袋里。

“你舅公是个好人。”她说，“但他做错了一件事。”

“什么事？”

“他不该动那口棺材。”

我看着她，等她继续说。

“那口棺材，是柳家先祖留下的封印。”她说，“棺材里封着的东西，是黄河底下的一股煞气。几百年了，一直好好的。但你舅公动了它——他用葬玉打开了棺材的封印。”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以为他能消灭它。”柳三娘说，“他以为用葬玉的力量，可以把那股煞气彻底净化。但他错了。葬玉的力量只能封印，不能消灭。他打开封印之后，那股煞气跑出来了一部分。”

她停了一下，又说：“现在，它醒了。”

“柳文远也这么说。”我说。

柳三娘听到这个名字，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她说：“他还活着？”

“活着。”我说，“住在锁龙穴旁边的洞穴里。”

柳三娘没有接话。她拄着竹杖，站在那里，沉默了很久。风吹过来，吹动了她鬓角的几缕白发。

“他不敢回来。”她终于说，“他怕。”

“怕什么？”

“怕那个东西找到他。”她说，“你舅公死了，下一个可能就是他了。”

“那你呢？”我问，“你不怕吗？”

柳三娘没有回答。她转过身，拄着竹杖，慢慢地往外走。

“等等。”我追了上去，“您还没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她停下了脚步，但没有回头。她背对着我，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找到另外五块葬玉。然后来找我。”

“您知道另外五块在哪？”

“我不知道。”她说，“但有人知道。”

“谁？”

她没有回答。她继续往前走，竹杖敲在路面上，发出笃笃的声响。那声音很有节奏，一下一下的，像是有人在敲一面古老的鼓。她走得很慢，但很稳，每一步都踩得实实在在的。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村道的拐角处。

接下来的两天，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反复研究那本《柳氏水经》和两块葬玉。我试图找出葬玉的规律——它们的纹路是否有某种逻辑，它们的材质是否有什么特别之处，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但无论我怎么看，它们都只是两块灰扑扑的石头，沉默着，不肯透露任何秘密。

第三天早上，我决定去找柳三娘。

她住在村东头，一座独门独院的土坯房里。房子很旧了，墙皮剥落了一大片，露出里面黄色的土坯。屋顶上的瓦片也缺了不少，用塑料布盖着，压了几块砖头。院子里种着一些蔬菜，豆角爬满了架子，西红柿红彤彤地挂在秧子上。

我走到院门口，看到柳三娘正坐在院子里的一个马扎上，手里在择一把青菜。她把菜叶一片一片地摘下来，放在身边的篮子里，动作很慢，但很熟练。她的眼睛虽然是闭着的，但她的手准确地找到了每一片需要摘掉的叶子，像是她能“看到”一样。

“来了？”她说，没有抬头。

“来了。”我说。

“进来坐吧。”

我推开院门，走了进去。院子里有一股泥土和青菜的气息，还夹杂着一种淡淡的草药味。我在她旁边的另一个马扎上坐下来。马扎很矮，坐上去膝盖几乎顶到了下巴。

“您上次说，有人知道另外五块葬玉的下落。”我说，“是谁？”

柳三娘没有回答。她继续择着菜，手指在菜叶间灵活地移动着。一片一片的黄叶被她摘下来，丢在地上。她的动作很专注，像是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等了一会儿，又问了一遍：“那个人是谁？”

柳三娘停下手里的动作。她抬起头，面朝着我的方向。她的眼睛还是闭着的，但我感觉到她在看我。

“你确定要知道？”她问。

“确定。”

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她说：“那个人，是你舅公。”

我愣住了。

“可是我舅公已经死了。”我说。

“我知道。”柳三娘说，“但他死之前，留下了一些东西。那些东西里，有另外五块葬玉的下落。”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柳三娘说，“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只说，如果他出了什么事，让我告诉你，那些东西在他‘最常去的地方’。”

最常去的地方。

我坐在马扎上，在脑子里搜索着舅公最常去的地方。他家，河滩，锁龙穴，还有……坟地。

坟地。

我猛地站起来。

“我知道了。”我说。

我转身，快步走出院子。身后传来柳三娘的声音：“找到之后，拿来给我看。”

我没有回头，加快了脚步。

我跑到村外的山坡上，跑进那片坟地。舅公的坟就在山坡的最高处，正对着黄河。坟头上的土还是新的，花圈已经枯萎了，纸钱的灰烬被风吹得到处都是。

我在坟前站了一会儿，然后跪下来，开始用手刨土。

土很松，毕竟是新填的。我刨了大概十几分钟，手指碰到了棺材盖。我沿着棺材盖的边缘摸索着，摸到了一个东西——一个油布包裹，绑在棺材盖的下面。

我用力扯下那个包裹，打开。

里面是一本笔记本。黑色的封皮，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边角都翘了起来。我翻开第一页，看到舅公的字迹：

“锁龙穴探查记录。”

我的手指猛地收紧了。

我翻开笔记本，一页一页地看下去。舅公记录了他多次进入锁龙穴的经历，记录了棺材的状态，记录了那些符文的变化，记录了他对那个东西的推测。在笔记本的后半部分，他画了一幅地图——不是锁龙穴的地图，而是整个黄河沿岸的地图。地图上标注了七个点，用红笔圈着。其中一个点的位置，就是我们村。另外六个点，分散在黄河上下游的不同位置。

在每个点的旁边，舅公都写了一个字。我们村旁边的字是“守”。下游一个点旁边的字是“开”。上游一个点旁边的字是“封”。

我盯着那幅地图，看了很久。

然后我合上笔记本，把它抱在怀里，跪在舅公的坟前，沉默了很久。

风从黄河的方向吹过来，吹动了我手里的纸页，发出沙沙的声响。远处的黄河水哗哗地流着，像是什么东西在水底翻腾。我站起来，把笔记本收好，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