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之后的几天我都不太爱说话，即使我在医院里的时候。给病人和伤兵们诊治时，我能不说话则不说话；值夜班时伤兵与我搭话，我理都不想理（在这以前，偶尔我也听他们倾诉，思乡或者厌战）；和同事们聊天时，我更是提不起分毫精神，几乎是全然沉默。
我曾在走廊上偶遇艾琳，她问起我的“约会”时，我只搪塞说并不愉快——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事实。
“啊，他是不是对您做了坏事？看您的表情，似乎很不想提起这场约会。”
她抱起双臂，满脸都写着“我都懂”。
“我理解您的隐瞒，柯克兰医生。英吉利的姑娘们总是很保守，不愿意轻易承认浪漫关系。”
但还有一件事分外令我惊讶：小镇平静一如往常，没有流言，甚至没有任何风声。连宪兵的闲聊中都没有提起过那场舞会。邻居们依然友好，信箱里还会有病人的礼物。我在上下班的路上，还有路人认出我，和我热情地打招呼：“柯克兰医生，早安！”——如果法国人知道我和德**官跳舞，就不会是这个态度了。
就连西蒙·勒鲁瓦也并没有来医院，更没有出现在任何街头巷尾——有关碎镜小组的一切，仿佛从未在圣马洛的土地上出现过。
——不用想也知道，是军方想办法封锁了消息。
而这无疑宣告着玛丽姐弟和这个抵抗分支的结局。一个死，一个消失。怎么消失的，就不能深想了。虽然很伪善，但我希望剩下的人没有被捕，逃走，或者隐姓埋名——如果他们转移到了别的地方，请不要再把无辜的日子人推上赌桌了！
至于维尔纳……
我不知道与维尔纳现在算什么关系——舞伴？朋友？恩人？还是克拉拉口中的……
我理不清。
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在到底算什么。说不是吧——那天晚上，我们谁也没否认过克拉拉的说法；说是吧——又和许多在这之后崩溃亲吻乃至于发生□□关系的男女不同；我们确实是心有灵犀极了——只不过是各自回退半步。
一道徒劳地理智起来；一道残酷地清醒起来。
那晚他替我擦干头发后，没有再和我有任何越界的接触，只是默默将我用过的杯子和洗头水收拾干净；他甚至知道木盆常放在哪里，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没有剖白，没有热吻，没有□□。只是静静的。连牵手都不曾再有。
——像两个在绝症病房萍水相逢的病人。
“再晚会被怀疑。我必须要回指挥部了。”送我回卧室时，他说，“那些炸弹需要被连夜清除。我会亲自督办这件事，你可以放心。晚安……艾瑟尔。”
我张了张嘴，却没说话，只觉得分外讽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为居民区清除炸药的居然是德国人。
太荒诞了。
离开时他走得很慢，像是留意我是否会叫住他。但我没有。我将那句下意识的“Alles Gute”用力咽进喉咙时，几乎尝到了血味，好像那两个单词是锋利的刀片。那是德语，我不能说，我也不能让他看出来我在担心他的安危，因为他要去拆除炸药。而且，他是为了维护他的体制，不是为了无辜的平民。我没有理由，也没有立场“愿他平安”。
我关上门，靠在门后，听见楼下门扉合拢，接着是一片寂静。
那一夜，我梦见旧日的英格兰，梦见层层叠叠的白桦树林里，维尔纳身着军装，在月色下握住我的手。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带着我奔向白桦林的深处，去追一只发着光的鹿。他的手骨节分明，温暖而有力。我未握住，却也未曾抽离。
次日清晨，我下楼时，屋内一片静默清寒。
客厅的壁炉已然燃尽，一炉冷灰。
维尔纳果然如我所料，一夜未归。
但我未听见窗外有任何骚乱的声音——这至少证明，没有任何极端事件发生。对于我昨夜的背叛行为而言，这是最值得庆幸和欣慰的事情……之一。
我叹了口气，那只洗净晾干的玻璃杯，在灰蒙的晨光下，沉默又空明地站在餐桌上——
我昨夜用来喝牛奶的杯子。
而牛奶，是他煮的。
维尔纳这些日子回得很晚。我们重新回到了舞会之前那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却又并不完全相同；我们都知道某些东西已被烧尽，只剩下灰烬余温，只是都揣着明白装糊涂。偶尔不得不打照面的几次，他也并不像此前一样多言多语，只是对我微微一笑，照常打招呼。
“晚安”，“早安”，“祝你平安”——淡得像一杯放凉的红茶，不烫口，也不留香。
——但他做的，却浓得像一杯圣诞热红酒，里面还加了我喜欢的肉桂。
如果他起得比我早，一定会把壁炉烧热。我通常会等到他走了才下楼；拉开厨房的橱柜时，总能看见他从指挥部带回来的东西。黑麦面包，香肠，牛肉罐头，偶尔还有黑啤酒。面包和香肠都是切开且用碗碟罩好的，牛肉罐头和黑啤酒没打开。我猜他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在没有冰柜的情况下，给这两样东西保鲜。
哦对了，他甚至把牛奶放在了我放红茶的柜子里。并没留他自己的那份，虽然家里还有多余的玻璃瓶。
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天。
终于，几天后，在一个热气腾腾的清晨，我在餐桌上看到了他留给我的一封信。
——
Dear Ethel,
见字如面。
请允许我以书信的方式叨扰您片刻。
在您这座散文诗般优雅动人的宅邸里，沉默往往比言语更具重量。
您已数日未至客厅。我知道，我没有资格问您究竟承受了什么。今日写信给您，不为打扰，只为告诉您一件事——我认为您有权知道。
玛丽·杜瓦尔和她的弟弟让·皮埃尔在入狱第三日服毒身亡。毒药藏于后槽牙内，推测系在执行任务之前携带，以备“失败之后”之需。
我与数名反对集体报复行为的军官以“行动仅造成一名我方军官轻伤，危害尚且可控，不宜在高压时期推行报复性枪决等集体惩戒行为，可能引发民众恐慌，动摇民心，危及地方稳定，代价过高”为由，提交了联名报告，并称“我方后勤人员检查疏漏，有伤军容”，连夜封锁了消息。但我们无权干预盖世太保的内部流程。二位抵抗者的动机虽极端，却植根于一种我们所熟知，与生俱来的——祖国意识。我无颜请您原谅，但我不认可他们的做法。不是因为他们的抵抗行为，而是他们把老人与孩子压上无法止损的赌桌，只为换取指挥部的一片残瓦。
您可能会觉得我虚伪，荒唐。因为招致这一切的，正是我身上的这身制服。我对此深感痛苦。可我穿着它时，还能阻止一些事情，虽然我能做的太少，也太轻。
我尊重他们作为抵抗者的情怀。但我也尊重您，尊重您在那个夜晚所做的选择，尊重您救下的每一条生命。——歌德曾经写过一句话，“理论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树长青”。
如果您愿意开口，我会倾听。
如果您不愿，我依然尊重。
但请允许我在最后加一句话，哪怕它显得唐突：您不是他们口中的那种人，永远不是。
此致
——W.
——
我读完信，没有立刻放下。他把我的想法都写出来了，即使我这几天见他的次数加起来不到一只手。纸张的边角被我攥出一道折痕，笔锋看似柔和，却字字像用止血钳拨开脑组织，不需要流什么血即可将深处的化脓灶一一翻出。他在不动声色地为我清创。
如果要我评价他的文字，那就是——这封信被他写得像把手术刀。无声却锋利，一如他本人。
或许，他比我更适合成为医生。
但有件事他弄错了——我正在成为他们口中的那种人。
收到信的那天，我本来要值夜班，但我想方设法地和办公室里另一位法国男同事调换了——以我家里剩余的布里干酪为代价。但我答应他时并没什么犹豫。
一下班，我就匆匆往家里赶。
没错，我终于肯再次留在客厅里，与他共处一室。我已经在卧室里松鼠一样躲了几个晚上。而我甚至不知道我在和他别扭什么。维尔纳进门后，看见我缩在沙发里的背影，并未多言，只像往常一样与我道句安否。
我只轻轻“嗯”了一声，声音轻得像蚊子叫。
我们在客厅里各自看书。我看华兹华斯，他看黑塞。过了一段时间，我看着他站起来，走向玛德琳姨母的旧钢琴，看他指尖轻触琴键。我试着提醒自己，他触碰的是许多块冰凉的墓碑，它们就背在他的背上，藏在他胸口的铁十字勋章里；可当音符从他指尖缓缓流淌出来，一点点渗透我身边的空气，那些刚被我强行捡起的信念便又一次跌碎在地。他演奏的旋律总让人想起一个负伤的士兵，用尽力气，只为低声向恋人诉说昨夜的梦境，温柔，羞涩，坚决，又隐忍。
我鬼使神差地放下书，靠近维尔纳，坐在琴凳边缘，手臂不自觉地贴近他放在膝上的那只手。我知道他不会躲。我们的距离不过一臂，却仿佛隔着整个战场，乃至整个时代。钢琴边，我们交叠的影子拉得很长，我努力不看他，只听他弹琴，让那些婉约的音符在我体内缓慢沉降，像雪落入深井。
“会弹钢琴吗？”他只对我笑了笑，又自言自语地回答，“我知道，你一定会。”
“会。”我简短地答，“但不专业。”
他放柔了声音，“没关系。来，艾瑟尔。”
我愣了一下，抬起头。维尔纳已经侧过身，把自己往琴凳右边挪了些，留出一个可以容我落座的位置，而我太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所剩无几的理智告诉我：艾瑟尔·柯克兰，你应该站起来，先冷冰冰地拒绝他，再把你那套字斟句酌的英式讽刺像宣告死亡通知一样掷向他，最后不紧不慢地回到楼上的卧室去，默写十遍《天佑国王》的歌词（最好你敢大声唱出来！）——但说来惭愧，我还是很不争气地坐在了琴凳上。我上一次弹琴，似乎还是在爱丁堡求学时的感恩节晚会，与某位同窗合奏，是谁我已经记不太清了。
但我必须承认。这种将碰未碰的距离，无论几次，都比真实的接触都更令人体温和心率同时升高——以临床术语而言，是一种近似窦性心动过速的状态，但并非病理性的，也无法通过药物或冷敷缓解。
它只有一个名字：维尔纳。
我羞于承认，但我几乎被他刻意放低的声音撩拨得头皮发麻。
这位始作俑者并不知道我心里的风起云涌，他只是伸出手，在黑白琴键上轻轻敲了一下。
“别走神，艾瑟尔，你绝不是不专业。”维尔纳低声说，头侧过来，声音几乎是贴着我耳廓溜进脑子的，“是因为我告诉过你，我是音乐学院的学生——你是不想在我面前弹得没我好。”
我该生气的，我又被他戳破了。我想跟他说你不要总是自作多情，也不要总是戳穿我——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脸上不受控制地泛起层层热意，连耳根都在发烫，身体也像被魔法定住了，不听使唤。他察觉了，却不言破，只伸出手，从我身后绕过，虚虚搭上我的指尖。他的手和我梦中所见一样，流畅修长，骨骼分明；我本能地收了一下手，他却握住了我的指尖，不许我躲。
“来，我带着你。一起。”
他今晚太过分了，比跳舞还过分……简直像是抱着我的手去弹琴。但我却挑不出他一条错处，因为他——确确实实是在带我弹那支曲子。我既然选择了坐上琴凳，就要承担后果，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讲，维尔纳并没有越界之举，因为他没有剥夺我拒绝的权利。维尔纳的胸膛紧贴我的肩背，左臂绕过我，把我圈在他和琴键之间。他并不急着让我奏出音符，只是慢慢带动我的手指，琴键在我们掌下微微起伏时，发出力度不协调的断续声响，do，xi，sol……我的心更乱了。
“放松，艾瑟尔，”他在我耳边低语，我却听出他声音里强忍的笑意，“你不需要弹得比我好。”
我又羞又气，下意识转头看他，鼻尖却几乎擦过他的颧骨。他的睫毛很长很密，像蝴蝶的翅膀，目光落在我脸上时，也像一只蝴蝶落在我心上。他离我太近了，近得足以看清他瞳孔中的我。
我的呼吸早就不稳了，手指软绵绵的，“弹”出的琴音几乎全部走调。
“别紧张。有我在。”
我想说，有你在我才这样紧张。都怪你，是你的错……他又重新按住我的右手手指，左手伴奏，带着我轻轻走了一遍他方才弹的那首曲子。——可每一个音符，都像他在……他在，吻我……不是嘴唇，是用指尖，用他的气息。用这首无名乐曲吻我。
——那是我们。在钢琴边，短暂地，不合时宜地，活着。
“合奏”结束，维尔纳拉开一点距离，转头向看我，眼神温柔得让我几乎移不开视线。
“其实，这首曲子，是我母亲最喜欢的。”他低声说，声音变得沙哑，“战争开始之后，我再没有弹过。”
我没有说话。我还沉浸在方才的脸红心跳里，恍恍惚惚，朦朦胧胧，眼前的一切像是浮光掠影，不知该如何面对这新一轮的感染——而急性的感染褪去后再一次复发时，往往势如破竹，再难消弭。
维尔纳似乎明白过来自己“又”越界了。但他却并没有为之感到局促的意思，而是再一次伸出手。
只不过这次，动作极慢，指尖也不再碰我。
他的手轻轻在我手背上悬过片刻，放低，又抬起，像徘徊在一道看不见的门槛上。在这个过程里，我感觉到自己的脸又开始发烫了，不自觉地低下头去。我的喉咙似乎被掐住了，心脏快要跳出嗓子眼，挪一下腿都扭扭捏捏的，大气都不敢出。
然后——
维尔纳只是伸手，将琴盖缓缓合上。
我几乎想指责他恶劣——这种将碰未碰，比实际的十指紧扣，还要让人脸红心跳得多。
我合理地怀疑：他是故意的。
“音乐无国界。而我从未如此感激这句话。”
我眼前这个恶劣的男孩，正无辜地垂下眼睛，嘴角含笑地对我说，“谢谢你，艾瑟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