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他不再以“柯克兰小姐”“您”相称，而是直呼我的名字。艾瑟尔，艾瑟尔。一声，又一声。甚至有些时候连名字都省去了。我能一字不差地记住那些名称冗长，拉丁语缀尾像咒语的抗生素，却无法——也从不曾——准确数清，这两天他究竟叫过我名字多少次。
我不是没想过拒绝，但我知道我拦不住他，德国人们总有种可笑又笨拙的执拗刻在骨子里。我并不喜欢在同一个问题上反复耗神；我本就是个懒惰的人，尤其怠于应对情感，我总是对它们视若无用。况且在这座小屋里，除了这些散发着树脂味的家具，再没有别的东西能听见他叫我的名字。家具不会说话，无伤大雅，也于我无害。
所以我就随他去了。
另外……他又一次狠狠越过了那条他自己划下的界线。比起这次越界，直呼我大名属实不值一提。
那夜我正低头审视几张处方笺，它们属于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脑膜炎患者，剧烈头痛，呕吐，行腰椎穿刺术，抽取脑脊液不得出，疑为蛛网膜下腔粘连或脑室受阻，考虑形成脓肿灶。我从未见过这样重的病人。他病程奇快，行将就木，无力回天。
窗外细雨如絮，冷意浸入石墙。杯中牛奶已凉，我却仍机械地啜饮。
直到他走近，我方才察觉他目光。
维尔纳停在我面前，他抬起手，指尖几乎触到我的下颌。我一惊，抬眸望他。他的眼神幽深如夜海，仿佛藏有压抑许久的惊涛骇浪，那股潮水在临界点来回翻滚，却终未决堤。我以为他要碰我，但我也没动；可意料之外地，他没有碰我。
“艾瑟尔，”他收回手，声音很轻，“这里……沾了牛奶。”
我仓促地抬手去擦。
他看着我，略微无奈地轻轻一笑。
“Engel。”一句温柔的德语从他唇角溢出来，噙一抹笑意的余韵，“我说的是你。”
我们都知道，在欧洲，天使常代指孩子。基督教文化下，孩子常被视为“上帝的礼物”，尤其在动荡年代，父母会通过“天使”祈求孩子的平安。这个称呼像一缕冲破乌云的阳光，不请自来，又几近残忍。“天使”的称谓，对于如今的我来说，是一种太不合时宜的抬举。我的所作所为已经不配再得到伊甸园的垂青。他也是，甚至更甚。
但他确是第一个这样称呼我的人。
连玛德琳姨母也从未如此温和地唤过我。她更多的是向我倾诉，而非将我当作一个需要呵护的晚辈。一时，我只觉得久闭的心房在轻微震动，合奏之后刚缝补上的铠甲又被他撕开了一角。
“你知道吗，艾瑟尔，”他突然说，“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是在别的时间，别的地点遇见你……”
——可是没有如果。我不敢再听下去，试图通过低头逃避他的目光。可下一秒，他却轻而郑重地捧起我的脸，手掌如梦中一样温热，那一瞬，我的血液从全身汇集到脸上，并且迅速升温；他指腹细微的纹理和老硬的枪茧，正一寸寸在我脸上留下名为他的烙印。
维尔纳缓缓俯下身。我看见他的睫毛近在咫尺，很长，很密，是我从未如此贴近看过的距离。
原来它们真的像蝴蝶翅膀一样好看。
……原来他的体温真的比我高。
空气仿佛变得黏稠，雨声被屏蔽，只剩下他与我，呼吸之间，只差——
“啪”的一声，在这万籁俱寂的时刻，惊雷一般响起。我手下的那打处方笺，被维尔纳不小心从桌角碰落。
我惊弓之鸟般回过神，猛地一退。椅子腿划过旧木地板，声音尖锐又不体面。他也微微直起身，眼神却毫无惊慌，只有一瞬短促的眨眼，像是失去目标的子弹，狠狠地卡在空气里。
维尔纳盯着那打处方笺。那一刻，在我面前，他罕见地……格外像个军官。
我猜他很想用目光撕碎它们。因为我也想。
我垂下头，试图用发丝掩住红烫的面颊和脖颈。但我仍听见自己的心跳在耳边奔逃，仿佛还停留在刚才那一秒钟，维尔纳的呼吸贴着我唇角，未曾降落。
次日夜里骤雨骤寒，已经远远超过傍晚界定的时间范围，而维尔纳尚未归家。今日医院事务繁杂，下班时，已比我预想的时间要晚得多。我匆匆赶回，湿衣黏在我脊背，雨水沿屋檐跌落，像一声声对天空的告别，而被战争笼罩的每一个夜晚，总是暗藏着告别——后来我才知道，不是告别，是尚未发生的诀别。
我脱下湿透的外衣，手指僵硬地拧着发梢，下午行了一台复杂的开颅手术，指节已经近乎麻木。炉火未燃，室内的空气像长期未动的窗帘，沉重，凝滞。我蹲下身，划燃一根火柴，橘红的火光跳动时，像极了重病患初醒的瞳孔，瑟缩着点燃一炉死灰。
我像每天一样煮了茶，却未饮，只是坐在炉边，维尔纳对面的椅子上，静静地按摩发僵的指节，也试图将脑中关于病患，前线与死亡的影子一一驱散。医院的走廊上，那些呻吟和血迹，在我脑中无声地哭喊，它们盘桓着，最后拧成玛丽·杜瓦尔惨白的脸，和让·皮埃尔的冷笑，来自母国的千夫所指，一齐审判着我。然后他们有了声音，他们叫我叛国者，Putain，Whore，肮脏的子宫，德国人的走狗。
它们是手术刀，将我从对维尔纳的错觉和疯魔中解离出来。我不知道我该不该感谢它们，但我知道，我不喜欢。我心里有个最深的声音告诉我，那不是错觉，我也没疯。冯·比尔肯贝格上尉是沾血的死敌，而维尔纳不是，维尔纳……他是个传统的，热爱音乐和文学的普通男人。可我不能否认的东西太多，能承认的则少之又少。
可我和他……昨天……
昨天维尔纳半跪下去——不是求爱；只是替我收拾了散落的处方笺。他递还给我时，眼中波澜已经归于平静，似乎刚刚的一切都只是一场太过浪漫的臆想，从未真正发生；仿佛指尖的触碰，眉目的低垂，落在唇上的呼吸，一寸一寸靠近的影子，皆不过是壁炉火光里的一场迷梦。
我伸手接过。我们指尖碰到了一瞬，他没有躲，我也没有缩。空气微凉，肌肤间却滞留了灼意。我没有抬头，只低声说了句：“Danke.”
我甚至没注意到自己说出的是德语。他似乎也没注意到，只轻轻“嗯”了一声。
然后他在壁炉前再次蹲下，在已经烧得很旺的壁炉里添了一块松木，不慌不忙地拨弄火钩，像在打理自己的制服那般有条不紊。我靠在椅子上，没挪回原位，只继续装模作样地翻阅着那打薄纸——Luminal (Phenobarbital)，Pyridoxine (vitamine B6)，Acide ascorbique……哪怕我一个字都看不进去，也再不许自己抬头看他一眼。
他今天比我先上楼，没说晚安，也没有回头。我听见那扇木门合上的声音。他今天没再锁门——却有把锁无声地在我心脏上拧紧。
他的脚步声没有踟蹰，我的心率却迟迟未降。
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久到牛奶结了薄膜，火炉只剩下暗红的余光。那一打惹祸的处方笺被我重新摊在桌上，可我一字未读，只觉得它们白得碍眼。
翌日清晨我醒来时，屋中寂静无声。卧室的火炉早已熄灭，只余一片冷灰。
我裹着披肩出了卧室——走廊却尚且微温。
随着我一步步走下楼，客厅的温暖逐渐如同一只温柔的手，轻抚着我的面颊——维尔纳通常比我先醒来，没有意外事件的情况下，我的房客已经开始像男主人一样，自发地燃起壁炉了。
我下意识地看向玄关。
他的军靴不在原处。大衣也不在衣架上。一切秩序井然，甚至比我自己拾掇得更整齐。他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出去了，就像昨夜从未回来过。
但我在桌角发现了一张纸条，被压在牛奶杯旁。
艾瑟尔：
指挥部有事，我提前出门。傍晚之前回来。
——W.
笔迹如往常一样端正冷静，但“回来”二字却写得略重，像是下意识用力压下了什么念头。
我挪开牛奶杯时，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我这两天喝的那些牛奶的来处。病人家属送来的牛奶早该喝完了。我手里这杯奢侈得过分，而我居然没有察觉。
但我还是把它喝得一滴不剩，飞快地收拾了桌上的杯盘，再穿上呢大衣，围上围巾，像往常一样出门前往医院。动作平静至极，仿佛无事发生，仿佛不曾在昨夜的火光下沉默，颤抖，几近失控。
我突然察觉有什么不对，连忙低头看了一眼。
然后我被自己蠢透了。
我一个医生……竟然能把手套戴反。
又过了半小时，门终于开了。
我顿时觉得有股血直冲脑门心。
维尔纳进了屋，嗓音低沉而微哑：“晚上好，艾瑟尔。很抱歉，我回来迟了。”
他手中拿着一本破旧的法文书，封面微潮，卷角，纸页已经变成深昏黄色。
显然，它的前主人已忘记它许久。
“今天我在指挥部收上来的旧书堆里偶然发现了它。它提到了海，所以我走神了，不小心错过了时间，回过神来时，天已经有点黑了。你会喜欢它的，我猜测。”
他没有提昨晚的事，一个字都没有，只是站得笔直，正经极了，活像个被教官罚站的新兵。我看着他那副“视死如归”的样子，心下微松，又有些想笑。
“我想……也许能和你共读一页？”
他柔声问我。我略一点头，而他似乎松了一口气，肩膀都不像方才那样紧绷。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如今的四不像关系里，这已是象征性的；他知道我不会拒绝，我也知道。但他依然因这小小的动作柔软地微笑了一下，像山中雾霭初裂，一丝缝隙将光送进他眼底。
“我很荣幸。”他说，“请允许我把椅子搬到你身边。可以吗，艾瑟尔？”
他用的是询问的措辞；但那语气，分明又不是询问。
维尔纳脱下沾泥的军靴，挂好衣服，进屋，把书放在我们面前的小圆桌上。封面破旧，包着浆，书脊上还有溅落的墨点，显然已经有年头了；它散发着旧书特有的安宁味道。我依然缩在炉边的椅子上，看着他慢悠悠地，像这个家的男主人一样走来走去——他甚至自如地进了厨房，再出来的时候，稳稳地端着两杯茶水。
那是他回来前，我煮好的一壶——放在厨房的。
我歪着头瞧他忙活，突然觉得格外幸福，竟忍不住弯了弯嘴角。连他那身衣服，我都难得忽略了。
他把杯盘放在我面前，一边低头搬椅子，一边随口说，“啊，这把椅子还真是，意料之外地有些重……对了，我没在柜子里找到牛奶。牛奶喝完了吗，艾瑟尔？”
“是的。”我迟疑片刻，还是回答了他。
“知道了。”他应我。
他终于坐了过来，和我肩膀碰着肩膀，摊开那本书开始和我一起看。我负责看，他负责翻页。我想，如果我们是坐在沙发上……那或许就不是并肩读书这么简单了。
“……海的沉默，是最深的语言。它不为风翻涌，也不为月色低喃。只是那样无声地，持续地存在，就像——有人坐在你身边，什么也不说。”
翻至某页时，他低声诵读起来。
嗓音低沉，令人想入非非，像是大提琴遥远而哀婉的弦音，言语已尽，余音仍在我耳边回荡。
维尔纳转头凝视着我。或有未竟之语，或有未竟之事——最终只化作深沉的目光。他的视线落在我指尖——我这才发现，我本来蜷曲紧绷的手指，竟已悄然舒展，平摊在膝上，不再抗拒任何可能靠近的事物。
现在，油灯的昏黄光晕落在我影子上，将它拉长，扭曲，投映在石墙之上，像个幽灵，也像伤口。我拿起镜子百无聊赖地照，看自己黑发在肩头散乱垂落，绿眸无光，神情中隐隐透出一种近乎羞耻的失落。我刚结束一整日的工作，拖着沉重而麻木的身体回到这幢临海的小屋。
凌晨的钟声正好响起。
我从大衣内袋里摸出那张带有军政署印戳的夜间通行证，随手放在桌边，眼睛却不自觉地扫视屋内。我在寻找他的痕迹：他蹲在壁炉前点燃柴火时的身影，他手持奶锅时的背影，他投向我温柔而心碎的注视，他与我合奏时紧贴我身体的胸膛，还有那夜……那夜……但四周空无一人。回应我的，只有木地板发出的细碎吱响，如同不肯安息的亡魂在哭泣，在控诉。我点燃油灯，百无聊赖地看着光焰在寒夜中颤抖；又恍恍惚惚地提起它，踱步至厨房——水壶里空无一物，炉灰死气沉沉的，没有火星，冷的透透的。那一瞬间，我明白他今晚不会回来，可能宿在指挥部。我想不到其他可能，其他可能让我觉得愤怒，而后是巨大的羞耻感。
我太不理性了。
“回来”——这个词太温柔，太圆润，带着家的温度与门闩松开的声响。它是亲人之间用的，是夫妻，爱人，朋友间的密语。它意味着归属，占有，似乎那缺席之人被我贴了写着我名字的标签，理应返回。
真是不要脸的想法。他是个闯入者，不速之客，即使他风度翩翩，进退有度。我本应该希望他不要“回来”，我也没资格要求他，期待他“回来”。他不是我的，而我却在心中为他保留一席空位——我憎恶这样的自己，因为维尔纳不曾出现而心神不宁，辗转反侧的自己。
我回到客厅，坐在他习惯坐的老旧扶手椅上，一种无言的冷寂也随之在我身边沉甸甸地坐下，像某件不请自来的大衣。我无意识地用手掌撑着额角，眼睛不经意落在桌面上他那只怀表上——他又（我想是故意的）把它放在那儿了；那是他的爱物之一。我看着它，仿佛能听见他昨日在我耳边读诗的声音。怀表的指针声隐隐约约，而我竟开始怀念他的气息，他的低语，他叫我“艾瑟尔”时略带迟疑的语调。
这一想法使我猛然一震——我，艾瑟尔·柯克兰，一个英籍医生，竟在深夜独坐，思念着一名德国国防军军官，敌人。想念他的方式，温柔得近乎致命，如安乐死前静脉注射的麻醉剂，在意识尚未警觉时，已经渗透每一寸神经。就像这样——我在他缺席的深夜难以入眠，并眷恋一种叫做“他在”的缱绻情绪。
近期的事让我越来越深的意识到，战争可以把色彩调和成再也无法调和的黑；黑白则可以被战争伸手打翻成灰。原则的意义在人的原始冲动面前，可以停留在Principle这个词语本身，只是看人能不能迈过自己这道槛。
早在我第一次为德军士兵做清创时，我就知道这个道理。我可以用希波克拉底誓词，利益最大化等原理为自己的行为解释——但对于维尔纳，我只能用一句话来解释：我们对他人的依赖，是软弱的开始。
——在战前读过的卢梭里，我看到过这句话，出自《忏悔录》。彼时尚不懂，今日才知它的笔锋有多么冷厉。
情感的温床，永远都是逻辑撞破头也拐不过的死角。
我试着以医生的职业素养来屏蔽这一切。我熟知人脑的构造，神经递质的功能，心理投射的机制，这不过是情境诱发的幻觉，是黑暗与孤独交缠后催生的依附妄想。
可我仍然听见了那个词，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响起——“回来”。
翌日清晨，我醒得很早。推开卧室门时，空气里残留着灰烬未散的气味，客厅的壁炉早已冷透了。维尔纳依旧没有回来。他的房间开着门，屋内一切如常，窗台上摆着干花，墙角的皮质手提箱扣得整整齐齐。
我用力眨眨眼。深吸一口气，快步下楼。
将自己收拾停当后，我出门前往医院。迈出门的瞬间，我发现自己忘记吃早餐了，也没有烧水煮茶。脚步停了一瞬，我选择不再回头。
不会有人在身后对我说“愿你今日平安”。
行经通往他指挥部的小径时，我几次不自觉地扭头，回头，当然无果。我在诊疗室与走廊间穿行时，居然下意识地期待与他撞见的瞬间：也许是在药柜后方，也许在某位伤兵床边。但我终究没有见到他。我蓦然忆起，他其实并没有理由来医院，他的公务领域与医院的交集并不算多，至少这些天我一次都没见他来过。
我不曾主动询问任何一名德军士兵。即便我猜测他们中的有些人来自他所属的单位，我也始终保持沉默。我的骄傲与身份不允许我在任何人面前暴露那一点点无措与期待。
亨利·布兰科医生注意到了我。我向你们提过他。他是我的前辈，老师，我信任的长者，恰好五十六岁，年长我整三十岁。
“你看起来魂不守舍，”他说，语气温和，带着几分担忧，“孩子，你还好吗？”
我勉强一笑，低声回答：“只是昨晚没睡好。”
他没有再问。战争的阴影下，每个人都有太多不能言说的疲惫和颓唐。
我重新投入工作，努力用酒精的刺鼻气味和一张张处方笺压住那些动摇。然而，每当病房的门打开，德国人的靴音响起时，我的眼睛总是会不自觉望向门口。
总是这样。总是这样。你希望发生什么就不会发生什么，越怕发生什么就越会来什么——你希望时间快点走，它绝对慢得像蜗牛。你希望按时下班时，绝对会临时接诊一个病人。但你会因为他并不严重而在心里欢呼雀跃。
无论如何，我终于挨到能够回家了。
走出医院时，暮色已深。我站在主宫医院楼下，半晌才迈开步子。不会有人来接我，我也不该期待有人来接我。就算有，他也不可以来。
圣马洛反常地在十月下旬飘起了第一场薄雪。银色的星星们落在地上就融化了，只余下大片大片的潮痕。
我推开家门，房子里黑洞洞的，没有任何光线。
夜晚又一次回来了。
而他依旧没有回来。
